海外购物，买的是啥?

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我国游客海外消费不仅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增速同样引人注目。

买质量：生活用品“扫”个遍

海外购物，这个曾经“高大上”的事，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葛非说，“除了价格便宜，安全性也是选择海外购物的重要原因”。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

买新鲜：个性商品抢断货

调查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市场。但由于境外价格水平、商品类型等方面的优势，化妆品总是中国游客出国购物的重点。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

“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荆林波说，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买品牌：文化内涵被看好

北京某银行职员王洋认为，中国游客在欧美市场购买“大品牌”商品，不仅是因为价格相对便宜，更看重这些品牌背后的文化底蕴，“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国内企业无法相比的”。她坦言，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价格，国内专柜没法跟国外相比，“这也是游客出国盯着一线品牌‘狂扫’的原因”。

“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荆林波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追求更有品位格调的生活。

(摘自201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记者杜海涛)

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 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 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6.5万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尚文整理)

海外代购渐受青睐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点评。

包华：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没有的。

胡钢:所谓海淘就是国际代购。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明确抉择。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要维权找不到人，就很可怕。

胡钢：我研究过海外网购特别是打折网站的用户群，比如美国比较有名的用户群，销售对象主要就是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某些国家。他们说，我在境内有消费保障，通过代购的美国消费者买，然后再转送给你，或加收一点服务费。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方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直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的。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岗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民族融合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不论是农业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当他们主导中原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希望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思想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最好的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游牧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想要稳定和谐发展就必须与农业民族的思想文化进行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与汉民族契合,这正是农业民族与各民族不断融合最后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过程。虽然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异,但在几千年相互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学习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度交融。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有自己风俗习惯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繁荣,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包容性。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经济体。两千多年来,长城内的农业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长城见证了农牧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越地先民是中国境内最早致力于农业生产的人群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同时，越人又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海洋性族群。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古越人曾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活跃于两广、福建、江浙、山东乃至东北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后裔成为现在这些地区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对外港口便分布于古越人最先开拓的海岸沿线。此外，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诸岛屿的马来人群及波利尼西亚人群，他们实际上是距今12000年左右才与中国境内的百越族群分道扬镳的。

  越人习水便舟，文献多有记载，越地是中国航海技术的发源地。2002年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条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距今约7000--8000年。据吴春明先生研究，它有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边架艇独木帆舟，可与波利尼西亚人群的舟船相联系。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的舟船遗物，如近来在宁波余姚田螺山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距今7000年的完整独木舟模型器，可以看出当时的独木舟已经脱离简陋的原始状态。越地的航海传统延续至今，其孕育的先进航海技术影响了中国沿海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源起于汉代，但是，越地在汉代甚至更早便已经开展对外贸易。秦汉会稽郡下属的郯县（在今浙江宁波），一般认为即因海外贸易而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期是在唐、宋、元。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郯县为中心的明州，从越州独立出来，自此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失去控制，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走向衰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越地商贸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既给越文化的发展带来

了无限活力，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越地出产的优质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也通过越地这一重要窗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列岛扩散。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最终确立，与越地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密不可分。

  越文化的海洋性特征，不但要求“引进来”，还要求“走出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转向的结果，越文化仍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文化欲续写辉煌，也离不开对其精神特质的发扬。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以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文明——这对于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越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激活传统话诗词

周笃文

中华诗词遗产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我们在以敬慕的心情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感，承担起激活传统的历史责任，使中华诗词在传承中焕发出时代光彩。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卷》中主张文学必须开一代之新，续千古之雄风。这对于中华诗词也同样是适用的。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一个继承、吸收与创新的过程，传统必须吸收时代新元素，加以激活，才能永葆其活力。

时代的进步是伴随着思想的突破的，新的时代有太多的创造与期许，我们必须直面它，表现它，擂出时代的鼓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创新宇宙的襟抱与整顿乾坤使命感又是何等气壮山河、光耀霄汉了。一样的形式格律，在当代伟人的手中，便有焕然一新、发聋振聩的作用，这就是价值观念创新的结果。

司空图《诗品》云：“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把诗的语言提高到从生活中采炼金矿的境地。出色的诗人无一不是超级语言大师，传世的名篇大都有惊人之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10个字写尽了洞庭的水势与涛声。“蒸”字、“撼”字真是笔雄万夫了。辛稼轩《清平乐》：“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写农家生活，情态活现，“小儿”两句写尽了稚子淘气模样。如此活灵活现的手笔，真是妙夺造化、画工难及之杰作。

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是同它表现技巧的进步密切相关的。如常说的起承转合的章法，都是深谙此道的经验之谈。

多转折，是诗文入妙之道。如唐无名氏《醉公子》词：“门外猫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步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伊醉，犹胜独睡时。”写一个女子等候情郎，由热盼，喜至到失望，和自宽自解的心理过程，真是冰火两重天。一句“犹胜独睡时”，写出了几多无奈与爱的极至，可谓化俗为雅的极笔了。

换位和倒装也是增强表现力与陌生感的重要方法。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意为除夕将晓之时，已经感受到江上的春色。句式之倒装，曲折之涩笔，令读者增反复咀嚼之意致，皆深化诗意的手段。

意象叠加，是庞德学习中国诗而得出创作妙诀。他提出“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即用纯意象或全意象”。他的定义是：“意象是感性与智性在瞬间的突然结合。”

形式的通变也是激活传统的手段之一。固然对于精美无比的诗词形式，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情钻研学习。但并不是说必得固守雷池，不能稍有变化。从中华诗史由四言而五言、七言，乃至歌行古风，足以证明了突破形式的必要性。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 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揽纳，也称包揽， 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 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 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 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 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 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 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 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 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系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粮到京，内外管收人5揹索使用， 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棍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 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成、宦官等权势人物 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 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 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 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 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