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是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到2020年，让4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把贫困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对象，又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方能为反贫困斗争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

（摘编自《坚决打赢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新华通讯社2017年8月16日）

材料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记者春节前夕调查扶贫工作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中央提出的“一户一策”扶贫措施落实不到位。比如，有的贫困户“养头牛就当项目，种点菜就算产业，打个工就是发展”，本该记录翔实的扶贫户手册除了名字外一片空白，一问才知扶贫干部下到村里只顾院子里填表格、羊圈前拍个照；还有的扶贫干部给贫困户留了帮扶电话，记者打过去得到的提示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二是离中央提出的脱贫期限不到三年时间，少数地方扶贫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说起整体规划头头是道，实际上并没有抓手，贫困户致富无项目，脱贫户生活无变化。

三是一些扶贫干部表态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差。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贫困户精准扶贫贷款刚发放几个月就被认定“脱贫”，严重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脱贫验收时，部分收入被夸大。

（摘编自姜伟超《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了大事》，《新华网》2018年2月9日）

材料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靠政策二靠人。不少扶贫干部都有过这样“头痛”的经历：他们带着政策，带着资金下乡，可是很多贫困村都是“空心村”，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扶贫干部们为村里修路架桥盖房子，常常连个帮手都找不到。

过去，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差——信息进不来，产品出不去，所以，年轻人有劲没处使，只好外出打工。这些年，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电商、高铁、高速公路，不断接入穷乡僻壤，“天堑变通途”，农村创业机会大量涌现，然而，一些贫困农村又陷入另外一个困境：那就是“缺人”——缺青壮劳力，缺有一技之长的生产能手，更缺有知识、有情怀、愿意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年轻“能人”。

这两年，农村的发展机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穷困农村缺少年轻人的局而开始改观，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带着技能回来了，一些在外地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带着知识回来了，还有一些已经有了稳定工作的城市年轻人也带着情怀和梦想来到了农村，他们开始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力。

摘编彭小毛《央广评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呼唤年轻人》，2018年3月20日）

材料二：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并不断高速发展之时，我国港台地区、日本、欧美、韩国的流行音乐先后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冲击着人们审美思潮，影响、改变着时代中青少年的音乐认知。青少年在这种音乐文化环境中，塑造着个性化的文化观念。“追星族”“粉丝群”纷纷涌现，他们高昂的激情，不断刺激着流行音乐市场的勃发。

人们欣赏流行音乐的工具也在发展。从收音机、录音机到手机视频、Ipad等高科技成果，这些产品越来越“近距离”地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今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在街头戴着耳机，在地铁低头凝视手机视频欣赏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流行音乐深入地介入到青少年人的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思考方式与社会行为方式。

流行音乐不像传统音乐、古典音乐那样深具严肃性，也不需要欣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以便深刻理解作品的意义与内涵，不论是否学习过音乐知识，都能够很好地欣赏、模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去理解音乐内容。

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看，20岁上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发展时期。他们的情感与意志都已基本塑造完整，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环境来表达个人情怀。众多青少年在种类丰富的流行音乐中，可以找到与之心态相适应的欣赏对象，尽情聆听，陶醉其中，使情感得以疏导，心境变得平和，精神得以升华，最终获得美的享受。此外，流行音乐在青少年中不仅仅用来自娱自乐，同时还是娱乐消遣、交际交往的有效方式。卡拉OK使他们从音乐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不仅使年轻人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了身心愉悦，培养了乐观的性格和心态，还使人与人交流了感情，获得了改善、增进人际关系的益处。

（摘编自李春沐《建设良好的流行音乐文化氛围》）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1942年夏，陈忠实出生在陕西农村。上中学时，陈忠实读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得到滋养，萌发了文学梦。也许是好事多磨，1962年高中毕业后，他未能如愿上大学读中文系。这个20岁的青年，常常一个人坐在家乡的灞河边，想着文学，想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三年之后，陈忠实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的文学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但直到1979年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才确立了文学上的自信。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了。是年9月25日，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又一个三年之后，陈忠实40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赢得“小柳青”的名声，工作单位也换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他终于是一名专业作家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代的变化，陈忠实越来越觉得要从赵树理、柳青的文学中剥离出来。他将这个愿望写进了小说《蓝袍先生》中。小说写于1985年，一个认知作者的标志性年份。这年的最后10天，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陈忠实特意置办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他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刚完成的小说的主人公蓝袍先生。蓝袍先生多年以来一直穿着蓝色长袍，受到同学讥笑以后才脱下蓝袍，换上“列宁装”。陈忠实认为那是摆脱封建残余桎梏、获得精神解放的象征。脱下穿了几十年的中山装、换上西装的那一刻，他切实意识到自己就是蓝袍先生。

1985年的泰国之行让陈忠实深受刺激，他联想起家乡人自嘲的称呼。相比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人，他们把自己称作“乡棒”。游逛在曼谷的超市大楼，看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服装，作家觉得眼花缭乱。那一刻，他觉得不仅自己是“乡棒”，教他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他痛感自己需要从什么地方剥离出来，将自己彻底打开，不仅要在生活上打开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打开自己。

在剥离的愿望中，陈忠实认识到必须写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上确立自己。这时，各种新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萦绕心头，作家备感困惑，又备受启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结构像网一样迷幻，王蒙《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自然随意，却俨然大手笔，张炜《古船》的结构完全不同，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而结构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陈忠实最终发现，不是作家先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描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自然就出现了。恰巧此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由理念支撑的，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决定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决定一个人性格的内核。如果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冲击，人就将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陈忠实感到自己终于从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中剥离出来，仿佛悟得天机，茅塞顿开。多年以后，作家回忆往事，认为自己就是在1985年开始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

陈忠实后来寻找到了什么是人所共知的，1992年开始在《当代》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也随之奠定。此后，功成名就的作家继续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16年春天，陈忠实走了，属于陈忠实的句子永留人间。

（摘编自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李清霞《陈忠实年表》等）

相关链接

①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

②陈忠实常讲，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不一定是拼生活，拼艺术，而是拼人格。好一个拼人格！这正是作家自身博大的人格魅力的反映。这就不难理解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

（李满星《陈忠实：回首六十五载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