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需达到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编自光明网）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日本的一个制笔企业里，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然后推到边上的检验台做记录。我看这么厚的本子，她大半本已经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性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编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编自中国质量新闻网）

用思想照亮人生

——心地光明的当代君子叶朗

孙焘

74岁的叶朗先生还在给学生上课。他对学生的研究写作有一个慢快慢建议。他说，选一个有新意、有价值而且自己能掌握得住的题目是比较难的，所以选题的过程要慢，要十分慎重。一旦确定了选题，就要立即上马，进入写作状态，不要拖延。大致成形之后，就可以在从容的心态中开始精细打磨、修改，力求达到本人现有水平的最高限度。

其实，慢快慢不仅是一种做科研的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先生一生为学道路的写照。

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到开始中国美学的学术研究，先生的学术选题阶段经历了20年的时间。随着学术环境的好转，先生很快进入到一个创造力勃发的快的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间，先生连续写作出版了《中国小说美学》（1982年）、《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两部专著，又带领研究生集体撰写并出版了《现代美学体系》（1988年）。

从《现代美学体系》到学术专著《美学原理》（2009年，翌年出版彩色插图本《美在意象》），中间也相隔了20年。《美学原理》在已提出的意象、感兴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生境界的概念。先生在这部著作里强调，审美活动的价值在于提升人的境界，造成一种宽广的胸襟和光风霁月的气象，使人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这是美育的最终意义，也是所有人文教育的目标。

先生的学术道路是一个整体，贯穿着他对审美活动的总概括：美在意象。这句话意在指出：人通过在心中生成的具有完整意蕴的意象来感知世界的面貌，领会事物的意义，寄寓自己的情感。在意象世界的生成过程中，人感受到美的存在。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命题。他指出，柳宗元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美学理论问题：美不能脱离人的精神心灵而独立存在。彰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就是呈现，美通过人的存在活动而呈现于人的心灵世界。彰用先生的话来说则是照亮。彰也是先生对于审美活动的理解：用审美意象去照亮一个审美的人生，人的生活才会精彩。

“文革”之后，先生依然会遇到种种困难，甚至在做系主任、院长的期间，要推动一些事情，也会遇到各种阻滞。然而，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在经历了烈火赤金的考验之后，在各种磨难和阻滞面前，先生抱定了一个想法，就是目光向前，不要停止自己的脚步。精纯而坚定的信念，不仅让先生自己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愉悦的心境，而且给青年人以巨大的激励。先生的信念力量对青年人的支持，也许要远远大于单纯的学术方法上的指点和资源平台上的襄助。

原文指称社会阶层的概念君子，被儒家加入了道德修养的内涵，用来概括这样一种人：他文质彬彬，宽和大度，拥有健康、高雅的品味和良好的情操，他有入世担当的情怀抱负和洒脱达观的心胸，他对师长、传统和天地怀有敬畏和感恩。笔者认为，叶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君子。

先生对文化教养持有确乎不拔的信念，他的内心力量正来自把治学、文风与人格陶冶打通一片。他向往中国古代儒者光风霁月、春风化雨的气象。他好引用程颐说程颢的评语：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追求一种光明的格局、气象，用思想照亮人生，是先生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概括，也是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印象的写照。

中国古代儒者认为，一个人的格局气象的源头在心地之灵明。治学的目的就在于回归此灵明。因为持守着传统学养的源头活水，先生对社会、人生、人性抱有乐观的态度，进而向往超拔和永恒的境界。在一份演讲稿里，先生说：宋人有两句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真的使人感叹不已。但是人生终究是美好的，我们又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着天空，歌颂生命，歌颂神灵，放下心灵的负担，体验那种超越生命本体、超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终极的欢乐，最终了悟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选自《传记文学》2013年第1期，有改动）

叶朗（1938.10生），浙江衢州人，著名美学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3年至2001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97年至2001年同时兼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高校美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有多部美学著作行世。

（互动百科）

自主卸载手机预装软件，离不开法律规制

吴学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却载。这意味着。智能手机预装软件不可知载的历史即将终结。经调查，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软件已经可却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内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

智能手机预装应用软件一一直是强迫销售、捆势销售等“强卖症”的重灾区，由于预装应用软件能赚钱，大部分手机厂商、批发商零售商电信适营商都会在自己销售渠道内的手机上大量安装预置应用软件，少则七八款，多则十几款，这些预装应用软件有的开机自启偷流量，有的不时推送信息和广告，更有恶意软件窃取信息、和费、欺诈、破坏系统安全等，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95 32%的智能手机中存在预置应用软件，这些软件偷跑流量侵占内存盗取信息，却不能卸载。预装软件相当于让消费者提前购买了服务，用户量巨大就代表预装软件各方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按照中国每年化部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计算，预装软件的经济规模应该超过50亿元。

此次，工信部发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违反规定的，通信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依法进行处罚，并将生产企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记入信誉档案，向社会公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用软件线索，各单位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向手机预装软件“宣战”，反映出管理部门对消费者权益的关注。一方面，从法律上讲，预装不可卸载软件既侵化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也涉嫌欺诈，过多的不可却载软件，必然会导致内存缩水、运行减迷等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得以避免，也给消费者带来操作不便的问题。而且部分软件还强制推送广告、获取私人信息等，远远超出了正常经营范畴，理应让使用者实现可却载:另一方面，从知识产权保护来讲，手机软件是科技产品，其知识产权亟待保护。手机厂商的预装软件，有的是自行开发，但绝大多数是直接使用他人劳动成果。相关部门还应占鼓励手机厂商销售裸机，满足消费者自行选择手机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喜好，并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规定预置软件必须可卸截还远远不够。首先要明确手机生产销售者有确保预装软件安全的义务，还要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充分认识到相关的使用风险。在法治建设日益完善的社会背景下，对手机预装软件等种无赖行为，消费者应当提出索赔，进而追究手机生产商等主体的责任。但在手机预装软件巨大利益诱惠面前，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应寄希望予切实到位的监管和严格位法药制裁。

(选自《祛制日报)，有刑改)。

中国传统艺术的趣味

清代画家八大山人，在1695年画了一幅《鸡雏图》，画上有题诗：“鸡谈虎也谈，德大乃食牛。芥羽唤僮仆，归放南山头。”这四句诗讲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鸡谈虎也谈”，是讽刺魏晋时期的清谈，道家哲学在知识之外，追求一种内在生命的表达，这是中国思想的重要传统倾向。人没有知识不能生活，我们都是求知的，但在今天信息爆炸、知识高速累积的时代，我们有时候发现，知识的寻取正好跟我们生命依存成反比的，我们积聚了很多跟我们生命追求相反的东西。“德大乃食牛”，是说无数的标准，支配人们的生命，人们只有遵循的命运。在五代北宋以后，禅宗思想和道家哲学汇流，带来重要的变化，追求生命自觉成为文人艺术的重要方向。“芥羽唤僮仆”由古代斗鸡的习惯说争斗对人性的摧残，在一个熙熙而来、攘攘而去、为利益角逐的世界中，人很难获得心灵的平衡。“归放南山头”，是说一种从容的、自在的生活，生命的自足。

八大山人这首小诗，就是要超越为利益而角逐、因知识而纠缠、匍匐在别人阴影之下的存在方式，还是一种自在的独立的生命展现方式，追求内在生命的圆满，这正是中国人趣味之所在。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艺术趣味的一个缩影。

“抽”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可以说，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老子的根本思想，是要超越巧和拙的知识对立，中国艺术在巧拙的思考中包含着深邃的智慧。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他宁愿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道禅哲学认为，“既雕且琢，复归于朴”，它重视的是原初的、本原的生命真实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仪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充，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摘选自朱良志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心境和智慧》）

神话、传说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勃兴是20世纪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观。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根底，中国新文学重述民族神话、传说即是从上古源头找到与现代文明相融相契的心灵原矿。分而述之，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具有以下之精神依归。

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中国上古神话在讲述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世界最终是如何征服的，而在于宣扬英雄们彰显的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夸父”虽败犹荣，“愚公”虽“愚”却感动“天帝”搬山，“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生命不尽“填海”不止，“杜鹃”哪怕“泣血”也要把行人召回故乡，等等。中国新文学的“新民”与“立人”思想充分表达了对神话英雄人格的向往。鲁迅的《铸剑》不问“复仇”成功与否，而着意于“眉间尺”如何蹈厉性情和视死如归;汪静之的《精卫公主》修改版最终突出精卫的心魂是“不填平东海誓不甘休”;闻一多的《南海之神》、刘梦苇的《希望》等诗歌都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夸父追日”“共工之怒”等几乎成了文学中的最大公共意象，力推反抗精神，作品借以给民族提气壮神。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从一开始，国人在神话中就寄寓了生命不死的冀求。盘古死后，他的一毛一脉都衍变成了树木河流;女娲的肉身最终成为“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夸父渴死后，其手杖化为邓林;瑶姬未嫁已死，其精魂立身为巫山女神……这些“化生”神话就充分隐含了中国文化的现世形态和乐感意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抒写了大破后大立之激情，践行了文学上常见的“再生”母题。此中的“再生”不是基督的“复活”，而是生命形态的存活。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不少作品都暗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也暗含着“生生之谓易”的深刻意蕴。

与物同游的和谐精神。崇尚“物我一体”是中国神话的一大内质。“化生”神话中就明确表达了外在世界是由盘古、女娲、夸父等人的肉身生衍而来的。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深觉科技制造了新的奴役，使人为机器所束缚，所以重提“神性”以图拯救。但中国新文学作家并不以为然。郭沫若在《天狗》《日出》《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中，就以神话来比附现代科学。现代科技的“伟力”在郭沫若看来就是中国人曾经所想象的“神力”。另外，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有着“挟山超海”的能力，但绝不率性而为。“三皇五帝”作为人祖，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称，就是身体微弱如“精卫”者也通过“填海”与人方便。他们无不是集体力量的象征，给民族整体以激情、信心和动力。

(摘编自《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

当知学问都从活人做出，学问之背后则必然有其人之存在。但人不易知，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同，智慧不同，境界不同，性格不同。如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同是北宋大史学家，因其人之不同，而史学上之造诣与精神亦不同。诸位治史学，不懂得所谓史学家其人，试问如何做得一史学家？

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此所谓“把臂入林”，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到古人之血脉精神，以及他们间学问之传统源流。自己才能参加进此队伍，随着向前。否则读书虽多，所得仅为一堆材料，只增长了自己一些意见。古人是古人，传统是传统，与我全不相干。如此般做学问，尔为尔，我为我，各自拿到一堆材料，各自发挥一套意见，在人与人间，则绝无关系，绝无内在精神之传递与贯彻，交流与影响。此种学问，其实全是假的，并非真学问。诸位今日治学，多蹈此弊，在学术传统上尚无知识可言，而尽忙着找材料，创意见，想自己出锋头。那实在要不得！

讲学问则必讲其源流承接，此中有人之与人之精神血脉，务要臻于“意气相投”境，此是学问入门后之事。徒知读书，只如听说话。听人说话，却不知那说话的人。读人所著书，却不知那著书的人，如此则仅成为死学问，死知识，只是一堆材料。如欧阳永叔与王荆公，其文皆学自韩昌黎，但欧、王两家文字精神意趣各不同。我们读韩、欧、王三家文，应能分别出此三家之异在何处、同在何处。欧、王两家之学韩，各由何处入，又各由何处出。应能从此三家文字“想见其为人”。应使韩、欧、王三家之精神笑貌、意兴情趣，历历如在目前。虽在我口里说不出，却要在我心里深深确有此想象。又如读晚明三大儒著作，也须从其著作透过去了解其为人。于此三家之面目精神各不同处，须能活泼如呈现在我目前。当知学术有血脉，人物有个性，一家是一家，一人是一人。若不能明白分辨出，即证对彼无所知。学问到此境界，始能与古人神交于千载之上。否则交臂失之，当面不相识，只听人闲说话，哪里是学问！

我们的先一步是从别人之心来启发自己之心，此即上面所讲“从前人之功力来启发我之智慧”之一项。现在所讲则是要以自己之心来证发前人之心，即是“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之一步。此一步工夫较难，必须沉潜反复，密意追寻。诸位当知，一本书之背后，有此一个人。一门学问之背后，有此一位专门名家之学者。学问倘至此步，始可谓懂得了做学问。到此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恰如与古人周旋揖让于一堂之上，宾主晤对，情意相接，那是何等的欢乐愉快呀！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升堂”了，乃是“从学得师”。如此，才能说有了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诸位今日一心只是要创造，却不在想从师受学，从学得师。也不是要与人同道，只是想前无古人，别创一格。如此用心，则决非所谓学问之道。

（摘编自钱穆《关于学问的智慧与功力》）

A．作者以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的比较为例，证明做学问的人在智慧、境界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会造成其所做学问的差异。

B．“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作者如此言说的目的是要启示读者重视“把臂人林”精神的践行，最起码自身要感到心知其人。

C．欧阳修、王安石都学习韩愈，但三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作者以此例意在证明讲学问既讲源流承接，也应研究做学问人的不同。

D．做学问达到“升堂”境界，就像与古人周旋揖让于一堂之上，宾主晤对，情意相接，作者以此来阐释古今之人的彼此尊重，注重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