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传统的生命艺术。书法以笔势、筋骨、血肉、神采等创造出充满生命情趣的动态之美，从而成为一种古典的生命的艺术。林语堂说：“书法不仅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美学鉴赏的基础，而且代表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则。”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则就是生命的原则，书法的艺术本质是东方的生命艺术。

当代书法家叶秀山说：书法“是一种活动的线条的舞路，那么，很自然地就会以草书作为它的范本”。。中国书法由甲骨文、金文到篆隶体，至汉代出现了草书，由章草到狂草，发展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由此从实用与艺术兼备发展为纯粹的艺术。只是到了草书阶段，线才具有更多的自由的灵动性，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生命张力。可以说，草书集中地体现了书法之生命艺术的本质特征，成为鲜活而灵动的笔之舞蹈。唐人张旭以善草书著称，在当时即被尊为“草圣”。但纵观中国书法史，并未有“隶圣”“楷圣”之类的说法。这很可以说明草书的艺术含量与特殊地位。张旭草书与唐代盛行的剑舞有深刻的艺术渊源。剑舞的龙腾虎跃的生命动态之美，对张旭草书的“豪荡感激”无疑具有极大的激发作用。张旭的草书成就，还是激情澎湃的生命感悟的写照。李颀的《赠张旭》“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形象地描绘了张旭在素壁前笔走如流星般狂写草书的状态，他的草书创作完全成为充满生命力的舞蹈。因此，以张旭为代表的草书，以草书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可以说是笔的生命之舞。

书法艺术所呈现的生命力，主要源于天地自然。中国哲学对天地自然的理解就是《周易》所说的，“生生”，即认为从天地万物到人类社会，其生成、存在与发展就是一种生命运动的过程，是生机洋溢的世界。而促使生命运动的根源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的交感、消长、变化。书法作为线的艺术，是通过笔黑之迟速、浓淡、白黑、精细之对比，表现一种阴阳对立与和合的生命之力。东汉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书法源于自然，阴阳相生则是“自然”的根本法则，书法的“形势”根源于阴阳之气的相生。笔势的“藏头”与“护尾”，通过藏与收、逆与顺的对立与中和，从而显露出根源于阴阳相生之道的生命力量与艺术光彩。书法“来不可止”“去不可遏”之势是由“笔软”展现出来的。战国以后，以毛笔书写逐渐代替以刀刻写的写字方式，毛笔的软性赋予了书法家发挥无限的创造力的空间，更能展现书法的线性特征，创造出富有无限生命力的笔之舞蹈。因此，毛笔是使书法成为笔之之生命之舞的重要工具。

（2017年第5期《文学评论》，曾繁仁《笔的生命之舞：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的生命艺术之本质》，略有删改）

【推荐2】材料二

相信未来，并且开始研究未来，这股热潮正愈演愈烈。人类科技的发展一直处于加速之中，技术精英们愿意相信人类正处在技术爆发的节点上，各种如梦幻般的想象正徐徐成为现实。而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人类文明的出现和繁荣可能只是地球周期性物种大灭绝之间的一朵浪花。对于一个物种来说，美好的未来或许在于更适应环境的进化，而对于地球生物的总体而言，最美好的未来可能在于躲过几百万年一次的生物大灭绝。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其说是奔向理想中的人间天堂，不如说是在重重危险之中的弦歌不辍，为自身寻找一丝生机。

人类面向未来、探索宇宙，就需要适应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通过游戏进行练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游戏精神”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把生活中的困难或是遇到的不同阻碍，看作是游戏中的“打怪”，把克服困难看作是“过关”。现代人的这种“游戏精神“之中带有一种乐观和顽强，同时也含有最终必将“通关”的信心。坚信未来必定会更好，一个美好的结尾正在游戏终点等待着我们。虽然游戏是虚拟的，但是虚拟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比想象中更加强烈，比如社交网络上的交流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现实中的相处方式，网络上的“点赞之交”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交规范。网络化、电子化的社交，是否可能在亿万年之后，当人类文明遍布星际之时，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交方式？

爱因斯坦说过：“我从不担心未来，它到来得足够快。”关心未来、意识到未来的存在，是高等智能生命所独有的能力。我们逐渐认识到，未来是由无数的现在拼接而成的。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目前的处境，学会在奔向未来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机会和危险。

（取材于《科学》杂志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相关报道）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15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瓷器制作，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 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辜振甫其人其事

①辜振甫，字公亮，1917年1月6日出生，台湾省彰化县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1940年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后到日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做财政及工商管理研究。1975年获韩国高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称“海基会”）成立，辜振甫当选海基会董事长。1993年4月27日到28日，他代表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汪辜会谈”。

②辜家是清康熙初年从泉州迁台的，世居台湾鹿港，“鹿港辜家”在台湾家喻户晓。辜振甫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成长于中华文化孕育下的家庭，是唱着“教忠教孝的中国京戏”，吟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论语》长大的。50年代以地主的身份参与了土地改革。其间他在台湾“经贸外交”方面，建立了台湾与印尼的直接贸易关系，并为台湾纺织业打开了印尼市场。到了60年代，他成为台湾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受到蒋氏父子的重视。特别是在中日建交前夕，他奉蒋经国之命，携75万美元，赴日秘密游说日本国会议员。他眼见大势已去，将美元原数携回，这使反商情结甚深的蒋经国对他印象十分深刻，曾一度想让他做行政院副院长。1981年国民党第十二届全会上，蒋经国提名他为“中常委”，从此他跻身于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

③辜振甫有“台湾经贸大使”“无任所大使”之称，经常以工商团体代表身份参加各种国际经济会议，奔波于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为推行“务实外交”不遗余力。为此，李登辉曾颁授他景星勋章。他与日本朝野关系密切，多年来建立的日本政商界的人脉有早期的椎名悦三郎、岸信介、佐藤荣作、福田赳夫等。他与曾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关系甚笃。

④辜振甫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处于分治状态，而且双方都处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对于两岸谈判，1998年1月6日他称，“假如两岸都了解目前是在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过程中，那么两岸之间就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⑤辜振甫六七岁起就与京戏结缘，他的父亲辜显荣十分爱好京戏。早年辜家院子里有演京戏的戏院，他从小就耳濡目染。辜振甫曾到北平、上海、香港拜师学戏，曾拜余叔言为师。他认为，在他的戏曲人生中，最值得他回忆也是影响他最深的，则是他20岁左右在北平的那一段日子。“谭派”鼻祖谭鑫培的孙子谭富英的戏及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的戏，他听得不亦乐乎。还有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等的戏，他也都看过。他不仅是戏迷，还是票友，登台演出过《李陵碑》《洪羊洞》《失空斩》《文昭关》等剧，其中最喜欢的戏是《二进宫》，辜振甫说，他喜欢听、唱悲壮的京戏。他认为，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予以重视、传承。他认为，“中国人的历史都在京剧中，包括忠孝节义，以及中国人做人的方法”。他说，“让大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多了解，不是很好吗”，“不必分传统、本土、京剧、歌仔戏，都是中国的文化，均应重视、传承”。

⑥辜振甫喜怒不形于色，人脉丰沛，但生活严谨。此外，他还擅长油画，懂诗文，喜欢收藏文物。他的祖父辜鸿铭，为前清宿儒。父亲辜显荣，日据时期被封为日本“贵族议员”，但蒋氏父子认为辜显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蒋介石还赐给他八个字“眷怀祖国，独秉孤忠”。辜振甫的妻子严倬云，是福建省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是清末文坛名人严复的孙女。她于1949年与辜振甫结婚，育有三子三女。

（选自《中华工商时报》，有删改）

周有光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颀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北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却大学跟随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网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丰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投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闵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秀员会工作。而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一运动务时还受到苏联支持。

于是周有光扔下炫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之后的周有光负责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既来之，则安之”。“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 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1958 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 也于 1961年出版。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谈到当年翻译 《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92岁那年，他收到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妁老爷爷新春快乐！提起这事，老先生乐不可支。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辈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他的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方面的文章。晚年的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虽然处于高龄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着法。

(有改动）

相关链接：

周有光（1906-2017),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著名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因主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而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百度百科）

【推荐3】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多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妻子为此非常不满，两人经常吵架。儿子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困难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人太多了。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还有众多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先生。到他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常将诗作呈予蔡先生，先生知其生活清贫，即赠其法币拾元，每月皆然，数年不断。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习惯了当官做吏，再难回归平实，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的自信自足是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后公派留学机会搁浅，但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做家庭教师，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乡同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为该馆著文编译，每月稿酬100元，如此保证留学所需维持国内妻儿生活。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实则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然辞职之烦扰于他却是家常便饭。

1898年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之列。但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却选择了辞职。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独裁，向袁当面请辞。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1919年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复职。1928．1929 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请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请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位圣贤的心地。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其中在某些学科上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校长身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在传统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