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②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

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③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⑤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中国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首部为传统中医药振兴而制定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12月25日诞生，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摘编自新华社报道）

材料二：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指出，一年来，不断激发中医药“五种资源”的潜力与活力，促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以及对外合作与交流协调发展，并取得了新成效.在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方面，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向全国推广加强基层中医馆建设、合理确定中医按病种支付标准、中医门诊诊疗服务纳入首诊范围、创新中医诊疗模式等经验。各地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践，比如江苏试点公立中医院人员编制备案管理；河南2家中医医院入选全省重点建设的6个区域诊疗中心规划；云南总站推广绥江县中医药进家入户的经验等。

一年来，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获得感不断增强，包括人民群众获得中医药服务的途径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等。

（摘编自《中国人物》）

材料三：

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明摘得诺贝尔奖，这一抗疟药物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里约奥运会上，泳坛名将菲尔普斯身上的火罐烙印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印”。近年来，“中医热”不断掀起风潮。

中医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欢迎。正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传统医学国际展览会上，中国展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科大学教授、论坛学术负责人济洛夫就认为，仅靠西医疗法在治疗一些疾病时存在明显不足，要是有效地对病人进行诊疗，需要借鉴东方国家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86个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建设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基地，为搭建高水平中外中医药合作平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针灸等中医疗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可，中药的潜力也有望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和标准被进一步发掘。世界传统医学体系国际论坛期间，一些专家认为，以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过程与中医药传统的“煎煮熬”截然不同。从药材筛选提炼、临床试验、结晶获取、结构分析、人工合成直至新药研发，现代医学技术和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站台、优势互补，将具有更大开发潜力和更好发展前景。通过加强中医药科技规划和项目的统筹等多种措施，中医药将更具“国际范儿”，也必将更多造福人类。

（摘编自《邢台日报》）

作为“新动能”之一，共享经济有光明的前景。共享单车、共享停车、共享租屋等就是已走近普通大众的共享产品。“共享+”百花齐放，这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共享”，因为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盈利模式，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共享”的公信力，成了“伪共享”。

比如，有人把“共享雨伞”投放到地铁口、公交站台等交通节点，结果半个月后悉数消失；有人在城市街头投放“共享马扎”，但管理跟不上，最终被市政部门清理搬走； 有人推出“共享睡眠舱”，但安全、消防、卫生都不过关，最终被管理部门叫停……

共享经济指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权利人对使用权进行临时性转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权利人也能从中获益。其本质是整合闲散资源，盘活存量经济，减少浪费，避免新的资源开掘。“伪共享”之所以没市场，就在于它们并未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解决生产与生活的痛点，却因制造“虚假需求”，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了“非共享、不经济”。

“共享项目”只有摆脱资本热捧与营销炒作，走向理性、合规、审慎，在分享平台上做深做透，才能找到真正清晰的发展焦点和盈利路径。有人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共享经济还将保持40%的高速增长。

（摘编自《“共享经济”越是被看好，越不能滥用》，201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共享服务正在向汽车领域扩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共享汽车的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的4亿元扩大至93亿元。在中国，共享单车等服务迅速普及，但共享汽车面临诸多课题。大型汽车厂商由于担心汽车销量下滑，对共享汽车持谨慎姿态。但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可能在共享汽车领域加强攻势。中国约3亿人有驾照，而私家车保有量约1．5 亿辆，单纯计算有1．5亿人有驾照但没车。有问卷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愿意尝试共享汽车服务”

（摘编自《中国共享汽车服务业快马加鞭》，2017年12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网）

五种出行方式对比图

近日，摩拜单车宣布与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公司LINE达成战略协作。LINE领投摩拜单车在日本子公司的A轮融资，认购股份不超过20%，并派遣董事。业内人士表示，拥有更低成本、更大规模运营的经验和更多数据的摩拜，有了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公司LINE千万量级用户的加持，将有力促进日本共享单车市场成长。

（摘编自《日本LⅠNE希望中国共享单车助力2020年东京奥运会》，2017年12月22日环球网）

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季国平

戏曲，是中国人最典型的传统审美方式。

中国戏曲雅俗共赏，选材宽泛，自古以来，既有帝王将相的阳春白雪，也有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既登得了庙堂，又入得了街巷。中国戏曲深蕴传统文化的精髓，舞台之上，一桌二椅，唱念做打，节奏唱腔，全凭演员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营造具体的戏剧情境和表现鲜活的人物。而中国戏曲本质上是写意的：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这与中国整个的传统艺术，如文学、绘画、书法等，都一脉相通，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特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一直都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活动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随着20世纪现代文明的崛起，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娱乐方式渐趋多样，中国戏曲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尽管戏曲从过去一枝独秀、舞台霸主的地位退了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戏曲仍然是文艺百花园中最为绚丽的一朵。

中国戏曲历经千年流传，“通变”早已融入自身血液之中，善于继承传统，也擅长吸收和创新。戏曲代表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沉淀了中国人千年的心灵世界，而地方戏更是凝聚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民族文艺的坚守和创新。戏曲在当代的发展，就具有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民族特性、弘扬民族艺术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戏曲艺术是传统的、独特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戏曲是古老而又面向未来的艺术，保存个性和特性的传承，扬长避短、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是其生命力所在。这就如同书法艺术需要发展创新，但不管如何创造，终归是点画线条的艺术，是汉字的艺术。中国戏曲整体的写意性、程式性要保留，切忌盲目采用现代舞台声光电技术“大制作”，破坏戏曲的本质。地方剧种的个性和风格也只能在创新中得到强化。

戏曲要走向未来，剧本是基础。曹禺大师早就说过，“繁荣的关键在于创作”，“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目前戏曲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剧本荒”尤为突出。戏曲剧本有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现在的剧作家创作的天地宽了、条件好了，但市场经济对剧作家心灵的诱惑和腐蚀太严重了。没有纯净坦荡、自由放飞的心态是写不出好剧本的。剧作家要静下心来，独立思考，有感而发，才能创作出形象生动、内涵深刻的剧本来。

戏曲的题材要创新。今人看古人的戏，看什么？传统戏曲应该开辟题材创作的新领域，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题材可以是历史的，但创作理念和立意必须是现代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再现经典，适当取舍，挖掘经典中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厚重的经典就能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灵慰藉。

戏曲的未来在年轻人，戏曲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这是因为戏曲是高度艺术化的样式，“形式即内容”。现在的小孩子很小就看得懂动画片、电视剧，但让他去看戏就不一定能看懂。一是内容看不懂，二是形式看不懂，比如为什么要勾脸谱？水袖表达着些什么？武将出场为什么要“起霸”？戏曲有一定的欣赏门槛，观众要经历一个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过程。因此，要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接触戏曲。现在时尚的东西太单薄，当年轻人腻烦了感官刺激，有了一定审美修养和内涵时，中国戏曲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戏曲是创造性的艺术，是与观众当场双向交流的艺术。如果我们重视剧本创作，扬长避短，好戏频出，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喜欢看？新的观众不断成长，我们的戏曲怎么可能不繁荣？戏曲里有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就在上一个千年之交的北宋，中国社会的经济交易中已经大量使用纸张印刷的货币——“交子”。交子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基本上只在四川境内流通，因为可以随时兑付，迅速得到社会承认。后来，虽然这些“钱商”破产了，但是“钱”的便利却没有破产，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却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

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货币的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还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后来只是因为纸币信用太差，禁止铜金银实际上行不通，朝廷才被迫解除禁令。不可兑换的纸币，其信用受发行量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宝钞滥发，急剧贬值，自宋朝开始的这种前现代形式的纸币流通，在明代就逐渐退出经济活动。

曾经在忽必烈宫廷供职的马可·波罗这样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奇事”：“大汗国商人所至之处，用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一个“竟”字，让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对于当时外国的上智人士仍然是未曾想象过的事情。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如何运转，虽然现在是电子货币登场，纸币的社会角色仍然不容忽视。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最近一千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围绕着那张又轻又薄的“纸”展开的。

人们对“钱”的追求，开通了全球交往。以西方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西班牙发现美洲和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后来则有“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把“米”字旗插到世界各地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是追逐着“钱”而走遍世界。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国家是货品的净输入国。中国和中东国家都很少从欧洲进口商品，这样，欧洲国家就需要支付金、银等“硬通货”。中东国家要求黄金，这促使欧洲人从非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黄金，用于中东贸易；中国要求白银，这促使欧洲人到美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银子，与此相应的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人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所以货币都可以折合成“银两”，一直到民国初年。 

（摘编自王则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