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父子之间的怯意

韩　羽

①我怕我父亲，他打我是真打。看着他瞪圆了眼，一步一步逼近，还不敢躲，绷紧了肌肉等着，于是一巴掌扇过来，于是脑袋嗡的一声……

②有时却是另一副样子，比如去下地，他在前边头也不回地说：“唱一个我听听。”我在后边就模仿着戏台上的花脸呜呜哇哇地唱起来。他说：“瞎胡唱，别唱了。”我说：“你唱一个。”他唱起来：“我不该，咳咳咳咳，老王爷，咳咳咳咳……”也是随唱随编，瞎胡唱，越唱越带劲儿。

③我家有个大宜兴壶，下地回来，泡上壶茶，父亲喝得高兴了，还逼着我们喝。说“逼”，是因为我们喜欢喝凉水，不喜欢喝茶。“过来，喝！多清香，又解暑，你喝不喝？想挨揍啊！”

④我们俩常常一起去看庙。“看庙”二字，说句文词，是父亲“杜撰”的。看庙就是去看庙里的壁画，是让我开阔眼界，是培养我画画的一种方式，这很像现在的参观美术展览馆或画廊。我父亲本是老农民，竟与文人想到了一起。

⑤吃过早饭，父亲将粪筐往肩上一背，抄起粪叉说：“走，看庙去。”母亲说：“今儿不拉土了？”父亲说：“回来再说。”我们就在这“回来再说”的空当里看了许多庙。庙有大有小，有远有近。近则三五里，远则十几里。一去一回就是几十里。金堂邑县境内的庙我们几乎都看遍了。

⑥父亲对庙里的壁画还加以评论。他指着《八仙过海》的海水说：“你看这水，涟涟地像是在颤动。”又用手摸着墙说：“这墙是平的，你再远看，不是坑坑洼洼地凸起来了吗？”父亲惊奇了，我也惊奇。其实现在看来，稀松得很，无非是靠了反复重叠的弧形线条引起的错觉。父亲最佩服的是《八破图》，破扇子、破信封、破书本、破眼镜盒……他像在集市上买粮食粒捻来捻去还嚼一嚼那样仔细，猫着腰将那画上的破信封的一角又摸又抠，远瞧瞧，近瞅瞅，长叹一口气说：“像是烧焦了一样。”他一指点，我也惊叹起来。最后，总是照例的一句话：“使劲儿看，好好记住。”

⑦我12岁那年考上初中，学校在聊城，离家15公里多。过了正月十五，要开学了。吃过早饭上路，父亲背上粪筐跟我走了出来，虽没说话，我知道他是送我。一直走了10公里开外看见聊城古楼了，他说：“快到了，你走吧。”这时旷野无人，惟有寒风积雪，一抹虚白的阳光和远处村落里的几声鸡啼。望着逐渐远去的、背着粪筐的父亲的身影，我只想反身向他追去。

⑧再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按家乡人的看法，凡是吃公家饭的人就是“干部”。我很少回家了，一晃就是十几年，大约是1960年，父亲到天津看我来了。我说：“今儿咱们上街吃一顿狗不理包子，再领你去看看美术展览。”他问什么是美术展览，我觉着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我提起以前的事：“我小时候你不是常领我去看庙吗？和看庙差不多。”

⑨刚走过劝业场，我一回头，见他正弯腰从地上捡烟头，我嚷了一声：“扔了！你也不嫌脏。”他赶紧扔了烟头，眼神带有惶惑和惧意。这眼神使我凄然，是什么使父亲对我有了怯意？我反而愿意看到小时候父亲扇我巴掌时那瞪圆了的眼。

材料一：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姝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无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姝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姝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

“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谁把李白贩卖成了古惑仔

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慎独”的思想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后被儒家发展为一个重要概念。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的品行操守，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

《大学》和《中庸》都提到了“慎独”。《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谨慎。“独”字理解为“独处之时”，“独”字被理解为“独处之时”。“慎独”所讲究的“独处之时”的时间观念，已经从外部时间转化为内部时间，即自我道德修养的关注、提升，追求自我内心的至善。又指出小人闲居独自做坏事时，什么都做得出来。见到君子的时候就畏畏缩缩，掩藏自己不善良的行为，而标榜自己的好处。其实别人看他，一目了然，因为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于外表。这就说明表达诚意并非因想欺人而外显的，它应是真情实意的自然流露，故君子要正心诚意，以达知行合一。

《中庸》一书对“慎独”的理解不尽相同，《中庸》认为“道”是须臾不能忘却与背离的，可以背离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所以君子慎独。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人性向道，心虽然是“性”的表现，但并不是时时刻刻遵循性体的。因而，君子会有意识地节制心的活动，常存敬畏之心，以求达道。

尽管《中庸》和《大学》目标一致，但出发点却不同。《大学》讲君子慎独，是出自更具体形象地对“诚意”的理解：《中庸》意如书名，“慎独”是遵循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中庸》中谈论“慎独”，用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对不正当的行为意念加以节制，“独”可作“仅仅”解，特指那些不正当、不合乎中庸之道的行为和观念；“慎”指“成慎恐惧”，强调言论的恰当与及行为正确。而《大学》中.“独”作“独 处之时”解,则将“慎独”的道德要求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追求，不仅仅是在人监督或制度束缚的情况下，善于克制自己不良的思想与行为，谨言、慎行，而且要内化道德规范为人性信仰，知行合一。

“慎独”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不仅在古代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仍可以为个人修养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时，有些人却失去了灵魂家园的绿洲，有些人经不住各种诱惑，一不小心踩进罪恶的泥潭，这是不能谨守道德之心而造成的恶果。可见，“慎独”就是刻在心头的警言，是提升修养的一个弥久自新的好方法。那么怎样能做到“惧独”呢？当今时代要求我们拥有一份主动认识自身的自省意识，一份对主体觉醒所必备的忧患意识，这对于形成“慎独”至关重要。“慎独”就是一种简朴的修身方法，需要我们长久修炼，没有对“慎独”的执着追求，又怎能优化我们的人生？又怎能完美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魅力？

(选自《论慎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有删改)

谈情与理

朱光潜

①迷信理智的人不特假定理智能支配生活，而且假定理智的生活是尽善尽美的。第一个假定，是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相矛盾的。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假定。

②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纯任理智，则艺术对于生活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音乐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文学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如果纯任理智，则爱对于人生也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男女的结合只是为着生殖。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③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而不是问心的道德。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

④比方中国人所认为百善之首的“孝”，就可以当作问理的道德，也可以当作问心的道德。如果单讲理智，父母对于子女不能居功，而子女对于父母便不必言孝。但是我们要知道真孝并不是一种报酬，并不是借债还息。孝只是一种爱，而凡爱都是以心感心，以情动情，决不像做生意买卖，计算你给我二五，我应该报酬你一十。世间有许多慈母，不惜牺牲一切，以养护她的婴儿；世间也有许多婴儿，无论到了怎样困穷忧戚的境遇，总可以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得那不能在别处得到的保护与安慰。这就是孝的起源，这也就是一切爱的起源。这种孝全是激于至诚的，是我所谓问心的道德。

⑤把孝看成一种义务，于是“孝”就由问心的道德降而为问理的道德了。许多人“孝顺”父母，并不是因为激于情感，只因为他想凡是儿子都须得孝顺父母，才成体统。礼至而情不至，孝的意义本已丧失。儒家想因存礼以存情，于是孝变成一种虚文。像胡先生所说，“无论怎样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高粱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赞他做‘孝子’了”。

⑥孝不过是许多事例中之一种。其他一切道德也都可以有问心的和问理的分别。问理的道德虽亦不可少，而衡其价值，则在问心的道德之下。孔子讲道德注重仁字，孟子讲道德注重义字，仁比义更有价值，是孔门学者所公认的。宋儒注仁义两个字说：“仁者心之德，义者事之宜。”这是很精确的。

⑦一言以蔽之，仁胜于义，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但要能够知，我们更要能够感。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而理胜于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