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3 月 26 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基础上揭牌。“今天是一个平湖，明天 N 个平湖会出现。”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表示，这种直奔高考目的“玩法”在杭州以及浙扛是走不通的。因为浙江人文底薄比较深厚，特别是老百姓比较理性。最为重要的是浙江在“ 2006 年启动了高中课程改革”， 2012 年开展高中选修课改革， 2014 年列为全国两个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正往世界教育潮流方向迈进，不会向“高考主义”妥协。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二认为，今天的衡水中学不是第一个阶段的衡水中学，应该辨证地看待。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2017 年 4 月 12 日）

在舆论场中，衡水中学模式被热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大量农家子弟、来自小城镇的学子，凭着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扎根、攒钱买房、娶妻生子，成为中产，这就是“城一代”。当年为了考入大学，“城一代”的高中生活异常单调与辛苦，各种刷题，各种自我磨砺，或者说，他们就是从家乡的“衡水”走出家乡的，现在回忆起来也未必感觉美好。类似于“钟摆效应”，一部分“城一代”并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复制他们的中小学生活，贬抑衡水中学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

其次，对衡水中学的褒与贬，与其说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种不同教育理念的冲突，不如说是分处不同阶层或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群体的利益诉求冲突。对于贫困家庭子弟来说，高考一张卷考语数外理化生是最理想的安排，成本就是课本与习题册的花费，然后必要的天赋与勤奋就可能解决问题。但对大城市的孩子来说，从小就有机会接受音乐、美术等教育。这类教育的成本就高了，置办乐器与美术耗材所费不菲，延请专业老师指导训练费用更高。如果大学录取高考分数只是参考，看“综合素质”，他们更有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还有不少的贫困家庭子弟，他们还需要通过“衡水”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这是衡水中学存在的基本理由。

（摘编自《南方周末》 2017 年 4 月 6 日）

2000-2010 年城乡高等教育发展概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适龄人口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得出，在校生数据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应试教育的缺陷众所周知，但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不能仅有高悬头顶的理念做支撑。即便应试教育被口诛笔伐，许多学生还是挤破头也要挤进那些“超级中学”的天门，不是因为喜欢应试教育，而是它寄托了改变命运的梦想。在城乡、地区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的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触及优质教育资源，单方面高谈素质教育的种种好处，容易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从教育改革的角度看，时代培我们提出的课题，远不只是“衡中模式”，还有席卷各地的“择校热”、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大战”等等。何以解忧？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如果高校招生的途径不再只有考试这个独木桥，那么任何强化应试导向的教育模式都将门可罗雀。如果没有“超级学校”，没有“顶端优势”，那么谁也不会为挤入名较而发愁。在改革中让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平衡，让上升通道更为多元和公平，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社会关切后顾无忧了，素质教育就会硬气起来。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17 年 4 月 12 日）

石上精灵

王充闾

①这是一块形成于一亿两千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不是普通标本似的呆板形骸，而是一幅生意盎然、鲜活灵动的《鱼趣图》：十来条狼鳍鱼悠闲自在地洄游着，摇晃着尾巴，扇动着臀鳍，鱼贯而行，相互唼喋……

②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这样的：山势起伏，丘陵绵延，森林茂密。苍松、翠柏高耸云天，苏铁和蕨类随处可见。“河水清且涟漪”，狼鳍鱼群，悬浮上下，畅游其间。河边有怪模怪样的鹦鹉嘴龙和拖着尾巴的蝾螈在草丛间爬行得悠闲自在，青蛙跳进跳出，蹲在草棵里“呱呱”。熏风轻吹，晴和温暖的碧云天。不时地掠过各种飞鸟的身影；蜻蜓、蜜蜂和蜉蝣则在散发着草香的原野上闹闹哄哄。

③但是，厄运突然降临了。石破天惊；岩浆喷溢，烈焰腾空，铺天盖地的灼烫的尘灰，弥漫了浩浩茫茫的苍空大野。一场火山爆发不期而至。惊恐的鸟群为火山喷发的气体所窒息，败叶般地纷纷落下，同水中的鱼类一道，被埋葬在熔岩和火山灰里。

④一场远古的浩劫，一场天崩地坼【甲chè】的灭顶之灾，就这样，以其雷霆万钧、无可抗拒的威力，把那些鲜活灵动的生命牢牢地封存于地下。它们是不幸的牺牲品，它们的灭绝展示了生存的无奈、生命的悲哀。

⑤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这些狼鳍鱼有幸在亿万斯年之后，作为这场亘【乙gèng】古奇观的直接见证者，以一种再生精灵的姿态，撩开岁月的纱帷，带着远古的气息，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⑥它们以一种永恒形态保存下来，恰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向死的存在”。它们用一种雕塑般的造型，把生命的短暂与恒久、脆弱与顽强展现得格外分明。

⑦石上精灵会诉说。这种诉说，无言却又雄辩，深邃倒也直观。透过一方古生物化石，借助于联翩的浮想，熟喑【丙ān】眼底的沧桑。这是一种幸会，一种机缘。

⑧古生物化石是一扇回望太古世界的窗户，是对地球生灭流转的忠实载录。面对这一片灵石，叩问亿万年前奇突、神秘的岁月。这其中的奥秘，使我们不断地发出设问：自远古代以来，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为什么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发生这种生命的骤变？为什么每一次灭绝的，往往都是盛极一时的、在生物链中最强大的物种？为什么在每一次生命骤变、生物灭绝的同时，又常常存在着部分生物的孑遗？

⑨一切事物自然都给予一个界限吗？

⑩时间与生命同义。古人曾经慨叹：“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朝生暮死的蜉蝣也好，活过了初一到不了十五的朝菌也好，比起人类来说，生命的久暂不成比例。可是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这也只不过是这片狼鳍鱼化石的一百二十万分之一。真个是：“______________。”

⑪从古至今，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探究，一刻也没有止息过。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认识你自己。”

⑫尘世上每个人所能享用的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是“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这么珍贵的有生之年，究竟应该如何地度过？如何去支配那似水韶华？实在是一个“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问题。

⑬遗憾的是，人仿佛只有到了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价值，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蜇【丁zhé】”。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

⑭“只有死亡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真正的永恒属于时间。对于时间的思考，是人类生命体验、灵魂跃升的一束投影。

中国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崔亚娟

杂技虽然并不是仅限于国内的艺术表演形式，但中国杂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国杂技艺术是当代人的重要使命。

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包括杂技艺术在内的文化艺术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当代杂技艺术应当始终坚持创新的创作方向，从传统文化、姊妹艺术中汲取、吸收有益元素，借助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在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在细节上精雕细琢，在内涵上提升品质，实现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

继承是创新的源泉。在悠久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杂技艺术形成了很多独特而宝贵的技术、技巧与特色。应当始终坚持“去芜存菁、去糟取精”的艺术原则，对传统杂技艺术中的精华加以继承与发扬，使之成为当代杂技艺术中的“内核”和主体构成，使传统杂技的技巧、原则、规律在当代杂技艺术中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当代杂技应当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成分，这样才能有持续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后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杂技中的精华部分，如传统杂技中的蹬技、顶技、手技、车技等技巧以及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可以将这些巧妙地融入到当代杂技艺术表演之中，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可以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寻找杂技艺术创作的灵感，如将一些传统故事引入到杂技表演中，提升杂技创作的文化品质。

杂技艺术本身就是一项融汇了多类型艺术特色的艺术形式，融合是创新的重要途径。任何一项艺术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杂技艺术与音乐、戏剧、舞蹈、武术等姊妹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杂技艺术应当充分发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艺术特质，从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成分，使之为己所用，成为自己的艺术特色与亮点，吸收和借鉴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艺术元素，最终实现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

在杂技艺术事业中，可以设置一个个的发展目标作为艺术创新的努力方向，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通过有效的创新手段来不断地实现这些目标。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便利的艺术手段。要充分发挥现代媒体技术的优势，借助绚丽的灯光、多变的音乐、精良的设施设备，实现杂技艺术的艺术突破，创造出更加绚丽精彩的艺术效果，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的艺术享受。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贾冬婷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同时也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某种意义上，“宋朝热”是姗姗来迟的。以往提起宋朝，往往说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市景观的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缸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公元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安史之乱后，在南北异势、分裂危机、外族入侵、庶族崛起等大背景下，盛唐傲视中外、开放融通的局面不再延续，儒、佛、道思想都有巨大的变化。

从佛教来说，唐初逐渐形成的以义学为特征、一批最优秀的僧人开创的众多流派，逐渐走向式微，而在南方崛起的禅宗南派，以更为随性、更为不羁的修学方式，成为佛学的主流。禅宗南派修学随意，也更适合士大夫的禅悦生活，很快形成合流。禅宗僧侣的主要来源是南方下层人士，他们的弘道偈颂在中唐后完全诗律化，入宋所作更多，是唐宋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流。当然，净土宗始终在社会下层占据主要影响，只是无法产生优秀的作品和形成特出的思想。

道教在唐代几度鼎盛，但其内在的变化并不多。从五代至宋初，完成从外丹到内丹的变化，其修行方式的变化与南宗禅之兴起有近似之处。而在神仙谱系方面，唐五代不入高道法眼的散仙如吕洞宾、蓝采和之流，居然渐次成为主流。神仙小说一直是传奇志怪中的主要门类，唐末宋初重要道书编纂家杜光庭、张君房，以及南宋初热衷道教的学者曾慥，都沉迷神仙小说整理与写作，也颇特别。

儒学入宋后之变化最为巨大，乃至后世有与汉学区隔的宋学之成立。其实宋学在宋代之命运，有几次大的转变。最初的倡导者带有强烈的时代需求，即倡导道统之传承，以及以攘夷尊王为特色的《春秋》学之兴起，形成力破汉儒旧解的疑经风潮，由此而开始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和发挥。因为受到辽、夏、金、蒙古的先后压迫，民族的生存危机使宋人不再如唐人那般兼容并蓄，但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源出氐羌的苻彦卿家族入宋改姓符，南北朝到唐末五代各种民族来源的家族，只要文化认同即为华夏正宗，似乎为多数人所接受，攘夷的对象仅限于与宋对立的政权。欧阳修试图通过史书编写与《春秋》笔法之贯彻，贬斥势利，砥砺士节，理清血缘，维护正统。司马光修《通鉴》则更多地追索历史真相，以为为政借鉴，为南宋讲史艺人所承传，但也为正统学者如朱熹所不满。北宋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若关学、洛学、蜀学、新学等，其实核心都是注重个人修行以及对国家社会之责任，但并没有形成统一思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儒家学说做了最完整的全新阐释，核心是士人应以个人的道德修行忠于国，信于家，在修齐治平的目标下，重新建立新儒家指导下的社会伦理秩序。理学统一地位的确立在朱熹身后二三十年间，这时距离宋亡已经不远了。理学对此后七百年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要求士人以儒学原则修身从政，宋明两朝大量遗民就是理学教育的结果，当然也促成王权的进一步独裁；另一方面也更多地以此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汉唐间个性张扬的人物越来越少，士人越来越具定格。而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的道德规范，维持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造成许多人伦悲剧。但这些主要在明清两代，宋代并不明显。

——(摘编自陈尚君《唐宋因革与文学渐变》)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