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深入空间，去探索那些困惑着我们的重大科学难题，如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等。尤其是，人类起源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难题一直激励着我们探索的热情。我们总会发问，我们来自何方？是否存在地外文明？

利用空间技术，去探索发生在空间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等自然现象，将获得在地面上无法得到的崭新知识，把科学推向新的前沿。利用空间环境中高真空、超洁净和飞行器运行获得的微重力等特殊条件，有利于电子材料、光学材料、金属材料、高纯材料、玻璃金属、薄膜和生物制品等的研究，从而生产出在地面上难以产生的多类产品。特别是，利用运行在地球空间的各类应用卫星，如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导航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种社会需求。

（摘编自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专题组《2020年中国空间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

材料二：

2010年，在中国进行月球探测的历程里，“嫦娥二号”发挥了承前启后、持续发展的先导作用，“嫦娥二号”发回的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球地形图，是全世界覆盖最全、精度最高的一张全月图。

2013年，“嫦娥三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施着陆器和月球车软着陆月面，开展“就位”和“巡视”联合探测的国家。

2017年，“嫦娥五号”即将启程，在月面铲取和钻孔取样并带回地球。

2018年，“嫦娥四号”的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将对月球背面开展联合探测。在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人类也没有实施过月球背面的专项科学探测，“嫦娥四号”的探测预计将获得一系列的新成果。

（摘编自欧阳自远《深空探测未来可期》，《中国科技奖励》2016年第12期）

材料三：

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实施的空间探测任务次数

【注】①发射次数/成功次数；②指地球轨道以远深空试验任务或深空天文望远镜等。

材料四：

近年来，深空探测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推动深空探测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科学探索与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是人类破解科学难题的手段和工具，而距离遥远是实施深空探测任务所面临的首要技术难题。该难题主要表现为：长时间飞行的能源动力问题、远距离飞行的测控通信问题、深空飞行的精确导航与控制问题以及对深空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才促进了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为探测器提供能源的空间核电源技术、通过电场力将带电离子加速喷出形成反作用推力的离子推进技术，以及高频段测控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和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等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利用太阳光压作为动力的太阳帆等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出现。

尽管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还是空白，但是相信随着各种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将不断加快向更远深空迈进的步伐。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深空探测之路，发展经济，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支持我国航天强国建设。中国的深空探测活动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摘编自崔平远《深空探测：空间拓展的战略制高点》）

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 （节选）

傅安明

“无为而治”是胡先生最有兴趣的话题之一，他常会和我们谈起，他说“无为而治”并非一事不做，而是尽量授权属员完成他们职权以内的事，培养他们的学识能力，训练他们负责任，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处理他们职权以内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只有这样，做长官的人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一般长官都喜欢用他的聪明干预属员的专业工作，有时也会做得很出色，但是以后他的属员都会把别的事情也送来请他管。事情管多了，什么事也管不好，手下人反而不必尽心办事，不愿负责了。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他每次提到蔡元培时，总是只称蔡先生而不名。他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丁在君在中研院做总干事，他在北大做教务长，都是全心全力替蔡先生办事，而蔡先生也希望他们都是做到“独断独行”的助手。胡先生也提到蒋梦麟因受蔡先生影响，也颇懂得“无为而治”的道理。在1931年蒋梦麟重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年，他得到几个基金会的经济支持，复兴北大，他第一件事是聘请各业最佳教授。他对北大几位院长说，各业专才只有各院系行家才知道，所以聘任新人是各位的责任，他不干预，辞退老人是他的责任，他全权处理。以普通校长的作风，并无勇气负起责任来辞退老人，而往往会插手在新人聘用上做文章。普通长官也往往不肯信任部属处理专业事务而喜欢插手干预，但对专业人员无力做到而希望长官出面支援者，这位长官反而并无能力与声望以解决下属面临的团局。故“无为而治”是要各级人员分层尽力，部属为其所当为，所能为，长官只有授权，而不代劳不干预。遇到长官当为之事，则长官亦有能力为部属支援，共同完成任务，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

胡先生曾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独立评论》之《政制改革的大路》一篇文章里，曾劝当时的蒋委员长不要干涉他职权外的事。他说：“那时除军事以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都有蒋委员长个人积极干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而是‘打杂’；这不是‘日理万机’，只是‘侵官’。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的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他又说：“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21年以后，在1956年《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号”上，胡先生又写了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文中劝蒋公要注意大事，不要只管小事，还引用《淮南王书》所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劝蒋公注意“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后来竟引起“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长达六十一页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驳斥的反应。这是胡先生所意想不到的。

胡先生在大使任内建立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以发挥他“无为而治”的精神。他要求使馆同人尽量发挥各人的专业才能与抱负。他不察察以为明，不琐琐以为能。他以馆员之所知为知，馆员之所能为能，馆员之所为为为。在他任内，馆员多能负起责任处理各人职权以内的事，使他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政要沟通、应酬演说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遇有必要，他会与属员分层合作，完成任务。那时，陈光甫在美洽办借款，他与光甫的合作，也是各尽所能，各从其人际与管道尽力疏通，再求整合以成事。

例如1938年11月25日财长毛根韬已将借款案件完全办好，只待总统签字。罗斯福忽对毛说：这几天广州、汉口相继失守，中国海口尽失，此后外援国防物资须经越南缅甸运入，作战益见艰难，万一中国不能继续抗战，则我签此借款之约，必为孤立派所攻击，故此约必须搁置。毛无去说服总统，乃立即电约胡、陈二人至其寓所会商对策。胡、陈到后，三人会商结果，由胡、陈电请蒋委员长来一电报，表明抗战政策不变，然后再由胡晋见总统促其批准。后因前方战事紧急，蒋公亲赴前方视察，回电迟至十日后始到。罗得蒋电后始批准。但1938年是美国国会议员选举年（选举日为11月初旬），借款虽经批准，但公布日期则在12月初旬也。胡先生与政府显要常有“不拘形迹”之友谊，常能彼此坦诚谈出问题症结之所在，进而合力解决之。

审美艺术在未来人类精神价值体系重建中还能起到关键作用吗？答案是开放性的。

在艺术领域，人们以计算机为工具，甚至编制智能程序，通过智能编程进行创作已不再是新闻。“中国水墨画效果的计算机模拟和绘制系统”与模拟生成书画的相关程序也已经相继出现。通过深度学习，微软机器人小冰已经可以写出与传统诗歌相媲美的诗句，并出版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而音乐也因其形式化最强早已被成功模拟；近年来索尼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系统Flow Machines制作了两首酷似披头士乐队作品的Al音乐。……智能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智能打印艺术等将成为未来“奇点”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传统视域里，审美艺术体系具有科学、宗教无法替代的精神价值。未来人类发展不应该是在科技牵引下的一意孤行，而要是人类依靠美的力量，按照美的法则建设出来的理想田园。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昭示着一种新的未来视域，人类精神结构中精神信仰、科学认知、审美艺术三大版块的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因为作为这一理论前提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将出现新的结构、秩序和形态，人类的艺术形态也将发生全新的转变。

而我们又该如何期许中国文化的未来呢？

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也许亚洲比欧洲更深沉，中世纪比现代更深沉，因为亚洲人和中世纪的人都与科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华文明所营造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特质和人生境界是以科学认知体系见长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老子在论述“道”的本质时所提出的天人融通、万化归身的境界，既是一种哲学境界，又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一种为我们所推崇的审美境界。它昭示着与主客二分、主体性张扬、理性狂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价值选择和社会愿景，昭示着如同海德格尔所设想的“完满的自然”。那么，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的意义，我们自然有一种美好的期许。

但这样一种期许放在强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价值主体被颠覆和瓦解的视域中，也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人工智能都是人类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情况，一切旧的框架和答案或许都需要被推倒重来。看起来，我们总想把绝对不变的、超时空的人性价值和主体构成作为思考的牢不可破的起点，这一点是错误的。唯有把所有的因素都包括进来，把所有的意见都包容进来，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进来，平等地交流讨论下去，交给时间、实践和未来人类去选择和判断，才是唯一的路径。我们相信，后代人会有既是人类的又是个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既是自由的又是自然的智慧和答案。

（摘编自庞井君、韩宵宵《人类精神结构的变迁和审美艺术的未来》，《新华文摘》2019年第4期）

那些阻碍科学进步的概念

薛巍

①2014年初，科学网站Edge问175位著名学者，哪些科学概念该退休了，以便为科学进步让道，如今这些答案汇集成了一本书，叫《这个概念必须死掉：阻碍科学进步的科学理论》。提交了答案的人包括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哲学家丹妮尔·达内特，也有不是科学家但关注科学的文艺工作者，如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美国演员艾伦·艾尔达。

②Edge的编辑要求这些学者提供让人感到惊奇意外，引人入胜的答案。

③英国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说，应该抛弃“动物的大脑越大越聪明”这一观念。从19世纪的颅相学到21世纪的大脑扫描科学，都认为大脑的体积决定了认知能力。但这种观念是错的，有许多事实与此不符，有人出生时只有2/3的脑组织，但成年后并无认知缺陷。在人类正常的成长中，随着认知表现的提高，大脑会缩小。比如10到20岁之间大脑皮层会缩小15%。有些动物如蜜蜂和鹦鹉能够模仿许多人类活动，但其大脑只有人脑的百万分之一（蜜蜂）或千分之一（鹦鹉）。对认知表现来说，重要的不是大脑的硬件，而是软件。更聪明的软件并不需要更大的硬件。

④美国心理学家，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应该抛弃碳足迹这个概念，应该用一个更精确的概念来测算人类的活动对地球的负面影响，比如“碳手印”。首先，对于对抗全球变暖来说，只谈论碳足迹是不够的。气候变化只是人类伤害地球的方式之一，还有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化学品污染等等。计算某项活动所有的生态足迹，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衡量我们消耗全球系统的速度。另外就是情绪方面的问题，了解我们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会让我们感到郁闷、泄气。我们需要更积极的概念。“手印”是我们降低足迹的方式，计算手印就是以足迹为基准，然后估算我们做的好事带来的改善。

⑤有些人批判的是               ，而不是科学理论。认知科学家加里·马尔库塞说科学的核心仍然是寻找描述宇宙的法则，而大数据并不擅长识别法则，大数据能够发现相关性，但相关性不是因果性，世界上所有的大数据本身都不能告诉你抽烟是否会引发癌症。为了弄清抽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你需要做实验，弄清致癌物，致癌基因，DNA复制等东西，只是列举关于每个城市的吸烟者，他们何时吸烟，在哪里吸烟，他们的寿命、死因并不足以弄清其背后复杂的生理机制。如果我们有好的假说，就可以用大数据来验证假说，但大数据不该是我们的第一站，它应该是我们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的时候该去的地方。

⑥有些人在回答时，对Edge提出的问题本身表示了质疑。小说家麦克尤恩就说别太傲慢，哪个概念都不该退休。“有许多错误能够帮助别人弄对。有的错了，但错的很绝妙。有的错了，但对方法有贡献。有的错了，但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亚力士多德涵盖了人类全部的知识，有很多地方他错了。但他创立的动物学本身就是无价的。你会把他丢在一边吗？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旧概念。某一天它可能会冒出来，增进一个目前无法想象的视角。如果它彻底退休了，我们就找不到它了。看托马斯·贝叶斯和亚当·斯密复活的命运，好像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长期遭到污蔑的笛卡尔。每一个对世界严肃、系统的猜想都值得被保存下来。”

为纪念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达成5周年，联合国及有关国家1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气候雄心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并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提出新倡议，宣布新举措，作出新承诺，以大国担当为更具雄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新动力。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更受关注，亟需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共同行动。习近平主席在本次峰会讲话中向国际社会发出三点倡议：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讲话声声入耳，字字铿锵，彰显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共谋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智慧。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贡献者和积极践行者，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有决心，更有雄心。今年9月，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本次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新承诺的分量，源自中国绿色发展道路的信念之坚。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写入宪法，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主席在峰会讲话中专门提到，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承诺的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新举措的底气，源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之实。中国既往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都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下一件件、一步步成为现实。为“擦亮”蓝天，保卫碧水，中国近年来着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空气和水质优化，推进碳市场建设和增加森林碳汇。中国提前两年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四分之一来自中国，2010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年均翻一番的速度增长，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55%。

新倡议的远见，源自中国共建美丽地球的意愿之诚。从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到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从倡议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到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从大声疾呼维护多边主义，到力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在努力谋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实现全球气候治理雄心需要各方持续而坚韧的努力。一诺千金，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探索疫后绿色复苏动力，共同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2020-12-13新华国际时评《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的中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