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泛指暂时或长期覆盖水深不超过2米的低地、土壤充水较多的草甸，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过6米的沿海地区，包括各种咸水淡水沼泽地、湿草甸、湖泊、河流以及洪泛平原、河口三角洲、泥炭地、湖海滩涂、河边洼地或漫滩、湿草原等。湿地具有强大的降解污染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据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统计，我国湿地面积5360.26万公顷，较2003年减少339.63万公顷，减少8.82％，湿地面积平均以500万亩/年的速度减少，近70％的重要湿地受到污染。受到围垦、过度捕捞、基建占用等因素威胁，湿地保护形势严峻、需求紧迫。

国家林业局“十三五”生态湿地规划明确目标，至2020年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自2010年起，财政部每年对湿地保护给予财政补助。在湿地保护十三五”规划中，国家级重大项目规划总投入176.81亿元，较“十二五”期间67.02亿元的实际投入增加164％。

自2018年1月1日起，林业局对国家湿地公园实行“审批制”，要求各地区申请晋升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需先成为省级湿地公园2年以上。“晋升制”极大促进了各省、市、地区的湿地公园建设需求。至2020年，各地合计规划新建省级湿地公园485个。

（摘编自《2018年我国湿地保护行业现状及十三五规划投资额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6月14日）

3月22日，湖北省荆门市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公园管理处组织游客在科普广场签名台开展了“保护湿地”志愿者签名仪式，号召人们一起保护大自然，维护美好环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东宝区仙居乡南河水库与北河水库交汇处，2013年12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后开始建设，2018年12月，国家林草局验收合格并批准授牌。园区总面积6045亩，总投资2860万元，打造出集湿地保护、生态修复、文化展示、科普宣教、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开放，将全面提升湿地科普宣教能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普及湿地知识，提高社会公众认识湿地、保护湿地的意识，并为中小学生开展湿地科普教育提供崭新的平台。

（摘编自陈朝宏、刘洋《荆门东宝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中新网2019年3月22日）

2017年12月27日，昆明捞渔河湿地开展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工作获批，意味着连续两年申报的云南昆明捞渔河国家湿地公园项目有了实质性进展。

云南昆明捞渔河国家湿地公园投资为11.32亿元，总面积11000亩（含部分湖滨近岸水体），岸线全长14.7公里，拟划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5个功能区。

截至目前，滇池度假区完成原有800亩捞渔河湿地的水上森林布水系统优化、清理水生植物、拓宽水道等提升改造工作，移植中山杉143棵，修砌布水堰新建土坝711.7米，修砌布水口（木桩）46米，修割芦苇面积达2400平方米，开挖沟渠576米。

杨庆介绍，大渔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主要建设管理服务区、酒店住宿区、旅游购物区三大旅游服务区块。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商务、文化、写字楼等为一体的商业性地标建筑，对度假区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的打造起到标杆示范作用，全面推动度假区产业功能进一步提升，引领和带动大渔片区发展。

（摘编自缪亚平《昆明捞渔河湿地加快“国”字号建设》，《昆明日报》2019年3月25日）

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应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中华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竟然常常是低着头的。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了。

后来，渐渐地便开始有人非议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拿他人的礼仪挑剔起自家的礼仪，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儿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长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对倾听的热爱。

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在拉丁语中，“听”本身就有恭敬、顺从的意思。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总之，真正的倾听永远离不开谦恭的内心。

迎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不分散我们倾听时的注意力呢？

就视觉来说，距离始终是必要的：太远看不清，太近看不成。就因为这距离的存在，招惹得那惯用眼睛的西方人只好借助亲吻和拥抱来弥合彼此身体之间的隔阂。中国人既不喜欢亲吻，亦不喜欢拥抱，那是因为我们彼此的身体之间本来就没有隔阂。要知道，听觉取消距离，声音从一个人的口中直达另一个人的耳朵，随即触动其心弦，进而引发双方身体的共鸣和默契。不用亲吻，也不用拥抱，彼此便可感受到来自你我身体的友爱和温暖。可见，亲吻和拥抱所象征的不能说不是一种热情的关系，但拒绝亲吻和拥抱却也并非就是在刻意传达着某种冷漠。

我们的误解源于我们的无知，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我们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因此，注定我们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或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腼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羞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得以生成。我们倾听着，我们羞涩着，这羞涩更与我们的心存敬畏紧密相连。

说实话，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点，都是来自它对耳朵的倚重。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网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喷薄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几乎同频。由最初的网友自娱自乐，到如今由网络小说转化出版图书，改编为影视作品、游戏、动漫及相关产品，进而带火大众娱乐市场，打造出“互联网+”的庞大产业。作为一种原创文学和大众文学，从其出现之日就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此后又出现了诸如仙侠、盗墓、探险、玄幻、穿越等多种类型题材，诞生了《悟空传》《鬼吹灯》《甄嬛传》《诛仙》《步步惊心》等一批网络爆款小说。目前，网络文学已经实现了多点输出，已经实现了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学的内容联动，实现了以网文IP为核心的全链路生态。

在大众化、商业化的背景下，读者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创作者已经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人物和故事走向； 读者的阅读趣味能影响到文学网站整体的创作风格，甚至网络文学整体的创作趋向和类型革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8．14）

材料二：

材料三：

2003年，起点中文网率先创建了以读者按章付费为核心的网络文学商业模式。此后，包含打赏、月票等付费机制的商业模式退渐完善，并为各大文学网站所借鉴。这种付费阅读机制的建立，使孤独地写作、孤独地阅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网络文学的读者不再是单方面地阅读和接受作品，而是作品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读者可以通过评论，从情节设计到遣词造句，对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读者对每一章的评价还可以即时通过订阅量、打赏金额等数据反馈到作者手中。

这些数据不仅体现著作者的人气，也决定了作者的收入。按照起点中文网现行的付费规则，普通会员、初级VIP会员、高级VIP会员计阅付费章节的价格分别为价格看似不高，但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付费阅读全本的价格着实不菲。读者还可以对作者提供除了订阅收入之外的“打赏”。通过打赏，读者不仅希望小说的情节构造能跟进他想象的场景，同时还对作者的一些情节强烈要求整改，这也成为他们“要挟”作者改变情节的重要手段之一。

（摘编自《光明日报 网络文学： 孤独写作与阅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材料四：

从表面上看，发表网络文学作品是“零门槛”的，但想要从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中脱颖而出，需要经历层层关卡。首先就是“签约”关。当编辑从工作后台无数有待审核的新书中将一部作品选出，联系作者完成签约合同，这位作者才能从“非签约作者”进入“签约作者”的行列。签约后，编辑会安排针对作品的推荐和宣传活动，如果读者的反馈较好，作品就会“上架”，开始收费订阅。

即使成为“上架作者”，要获得较高的稿酬，也并非易事。一般说来，VIP订阅所得的收入，由网站与作者平分。如果一个作者每日更新5000字，当他得到1000份VIP订阅，扣除网站50%的分成，作者当月的收入为1500 元，“签约作者”本就已经是网络作者中的一小部分，而“上架作者”在“签约作者”中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5%-20%。由此可见，网络作家将写作转换成稿酬收入，进而转向职业或半职业写作的难度之大。

（摘编自王丹《商业化带给网络文学的机与危》）

电子垃圾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工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主要电器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 20 亿台,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 2 亿台，重量超过 500 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垃圾产生国。但电子垃圾中含有金、银、铜等贵金属,被称为“城市矿产”。有调查显示，目前一吨废旧线路板,可提取 40 克黄金、200千克铜及其他贵金属,对于 我国这样—个资源缺乏型国家来说,这些垃圾只要合理回收和利用就可以变废为宝。

只是,如果回收不当,电子垃圾中的大量危险、有毒、有害物质将进入土壤，就会对水源产生巨大的污染；电子垃圾含有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虽含量不高但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非常 大，未经分类的电子垃圾，在进行统一填埋、焚烧处理时，就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摘编自《每年两亿报废电器浪费惊人》,2017 年 5 月 16 日中国家电网)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5 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96.7%的受访者家中有废弃不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其中 43.8%的受访者家中有很多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受访者对电子垃圾处理的认知和实践情况如下图。

我国在 2011 年实施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认定了200多家有资质的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也将很多电器电子产品列进了回收名录，包括典型的“四机一脑”,即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还有手机等。但从实行结果来看,还存在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途径混乱、负责回收处理的企业因回收原料不足而“吃不饱”、回收市场无序无章和电器电子废弃物进入国家认定的企业难等问题。91.6%受访者认为需要建立正规、可信任的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渠道。具体到如何处理电子垃圾的问题上，69.7%的受访者希望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处理，64.6%的受访者希望向大众科普电器电子产品关键零件的拆卸保存方式，44.2%的受访者建议由产品商家负责回收处理。

(摘编自《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该如何处理?》,2017 年 9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

《2017 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指出，2016 年全球产生的所有电子垃圾中只有 20%被回收，未被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约 4%被直接扔入垃圾填埋场;其余 76%则被不完全处理。

目前我国电子垃圾的回收仅为收集和简单的拆解,无深度处理和回收。广东省贵屿镇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产业聚集地，但仍然使用原始的“洗金”“烧板”等方式进行提炼，贵 屿镇水源、大气、土壤等普遍受到污染。

西方发达国家在电子垃圾处理方面回收效率高、产生污染少，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德国电子垃圾回收超过 45%，建立了至少三种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市政处理部门开设的大型回收 站、环保公司提供的回收点和销售电子产品的商店。这样健全的回收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商家和公众共同努力。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当下电子垃圾处理中值得提倡的一种解决办法。苹果公司推出的用于拆解苹果手机的机器人，每拆解十万台苹果 6 手机能回收 1.9 吨铝、0.8 吨铜等，这些回收的铝将用于制作新苹果产品。戴尔、惠普等企业也都已建立相对完相回收制度。

中国在电子垃圾管理和处置方面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

(摘编自《电子垃圾亟待绿色处理》,2018 年 4 月 6 日人民网)

材料一：

2018年12月20日，《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出炉。初步预测，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总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0.6％。共中，铁路4.13亿人次，增长8.3％；民航7300万人次，增长12％；水运4300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道路客运受高铁通车里程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县际以上班线客运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客运、定制客运将仍然保持增长势头。

报告显示，2018年铁路成本投入大幅加强，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320亿人民币，投产新线4000公里，其中高铁3500公里，占比87.5％。面对发展需求旺盛和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的突出矛盾，2018年航运也加大了投入，民航方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10亿元，新建、迁建运输机场9个，新增航线航路里程6643公里，支线航班量同比增长18.6％，中部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速达14.8％。春运最热路线也主要集中于超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二者担任着交通中转的重任，客流量依然较大。同时也能看出，伴随城市化脚步加快，成都、武汉、重庆这类新一线城市已成为重要交通枢纽。

（摘自《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2018年12月28日电子发烧友网）

材料二

到2019年，春运变得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而各类科技因素特别是网络科技日益广泛的应用是背后的重要支撑，春运成为展现中国科技的一个舞台和秀场。

今年春运期间，在呼和浩特火车东站，机器人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高德携手中国天气网以及全国8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推出“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广东梅州公安局推出无人机空中巡视和胎压感应器扫描隐患。在线支付巨头支付宝联合广深城际铁路，在广州、东莞、深圳市之间的城际快速客运专线上，实行扫码进站或者刷脸进站，把之前动辄半小时才能完成的程序缩短至令人惊诧的3秒。近日，上海虹桥机场的2号航站楼53个登机口均可凭有效身份证和手机二维码扫码，实现了“无纸化”登机。在拉萨机场，瞄准技术应用短板，积极推动高原复杂机场公共 RNP AR运行；在首都机场开展 HUD RVR90米低能见起飞试点和Ⅲ类着陆试运行，推动北斗系统在民航领域运用。

（摘自《中国科技的春运秀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26日第8版）

材料三：

“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选择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春节的新形式。近两年，这成为不少80后、90后年轻人与父母共度春节的新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反向春运”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反向春运”航线机票价格堪称“白菜价”，且票源充足。比如，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京机票低至1.3折，仅需180元。把父母孩子接到城市，还撬动了春节旅游市场。据预测，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比2018年多出近1500万人次。

当然，“反向春运”也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城市有序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老人和孩子的旅途安全问题等。另外，“反向春运”虽然可以让小家团聚，却会在情感上渐渐淡化对故乡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反向春运”的闪亮登场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仍然占有毋庸置疑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应努力争取早日消除城乡差异，打破各种壁垒。或许到那时，春运也就不会再有正向、反向之分。据铁路部门信息，今年2019年春运逆向出行的旅客预计将达到9％。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不再是一种情结，父母到子女身边团聚，举家假期以旅游的方式过节，这些和传统不一样的过年方式正在春运中体现在不一样的旅程上。

（摘自《不必着急给“反向春运”下定论》，《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