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粉丝”的兴起与媒体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受“粉丝”自身心理因素的驱动。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心理需要。“微博粉丝”的出现也是源于这个群体的特定需求。“微博粉丝”对于名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粉丝”相类似，是为了追逐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和媒体人物等偶像。偶像的身上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为大众建构了生活的幻象。“粉丝”通过微博通信进行信息沟通，不再单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名人信息，而是通过类似直接的接触途径为自身带来直接的媒介体验，甚至于对自己产生认同。所以，“粉丝”关注微博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满足情感的自我需求，并在名人偶像的形象中找到自我认同。

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撰文指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换句话说，“粉丝”对偶像“评论”，为其争取人气，照亮星途，既能获得一种投射在偶像身上的替代性满足，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关注机构官方微博和权威人士微博的“非忠实粉丝”虽然不像其他“粉丝”那样狂热，但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而成为“粉丝”的，我国几个门户网站微博开通以来，吸引了很多官方机构的入驻，这些微博上的信息无疑为关注它们的“粉丝”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为“粉丝”节省了购买此类信息的人力和财力。而一些具有休闲娱乐特色的微博也为大众“粉丝”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传统的“粉丝”群体和社团要获得有关“粉丝”客体的信息，通常需由第三方提供，例如借助电视娱乐节目、广播和报纸的娱乐版块，或者是“粉丝”团能够接触到的明星的领导层提供的消息。微博的产生无疑舍弃了第三方这一环节，“粉丝”只需通过关注名人微博，就可以即时接收明星发布的所有消息，甚至可以在明星微博下进行“评论”，这就给“粉丝”创造出一种与名人直接互动交流的错觉。“粉丝”在这种错觉之下认为自己与名人多了一层社会关系，是熟悉的双方的彼此关注。

从《诗经》《三国演义》《红楼梦》到《阿Q正传》，从《奥德赛》《神曲》《复活》到《追忆似水年华》……面对这样一份书单，人们会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些声名卓著的文学经典。对于汇聚一个社会共同的文化经验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同，文学经典拥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尽管诸多文学经典业已进驻小学课本，“何谓文学经典”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很长时间内，人们不断试图寻找鉴别文学经典的普适标准或是建构一个标准化评估体系。

普遍主义者尝试寻求一种确定经典文本的普遍标准，可以用它来抗拒时代因素的干扰，希望遵循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即可锁定文学经典篇目。然而，迄今为止，人们无法从众多文学经典之中提炼某种文本结构的共同特征。从叙述模式、文本类型到语言的修辞、韵律，众多文学经典无法清晰地显现某种共享的内在结构。某种程度上，这种广泛的意愿背后隐含了巨大的焦虑——许多人没有信心论证古老或崭新的文学经典与眼前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文学经典来自某种无可争议的“本质”，众多烦恼即刻迎刃而解。一批人曾经倾向于求证，文学经典的普通特征在于显示种种高尚的美德。然而，这种考察多半劳而无功，四分五裂的价值观念至少表明：作家或者文学经典之所以如此伟大，绝不是因为皈依了哪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另一些批评家热衷于把文学经典的普遍性寄托在一些美妙的概念上。例如，“审美价值”“民族文化特征”等等。但是，这些判断的逻辑并未自给，人们很容易找到例子证明，符合上述特征的许多文学作品并未晋升为文学经典；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概念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所谓“审美价值”或者“民族文化特征”，没有一个历史的时空坐标几乎无从谈起。

有趣的是，计量公式与普适标志的缺失并没有影响社会的文学经典认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经典的辨认存在另一套标志。远在文学阅读开始之前，这些标志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稚童不可能清晰地理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含义，但是，文化权威事先指定，必须诵读这些诗句。换言之，文学经典的标志不是保存于文本内部。而是显现于文本的外部位置——即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化场域之中赢得的位置。

（有删改）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材料一：

其实对于原生广告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通俗来讲，原生广告就是将广告变成内容，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提下，将推广内容融入到产品环境和用户的使用习惯中，从而提高广告命中率。相对于传统广告，原生广告的意义在于它注重的是客户体验，它不会像传统广告那样干扰客户。

按易观智库的总结，原生广告分为形式原生、内容原生和场景原生三大类。形式原生广告，广告与界面设计融为一体，客户能明显感知广告的存在，但视觉上不突兀；内容原生广告，广告成为产品或内容的一部分，客户能感知广告的存在，但广告内容与载体息息相关，不妨碍客户体验；场景原生广告，广告将人、时间、空间相结合，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给对的人推送，广告给客户带来便利。相比较而言，场景原生广告关注客户获取内容的场景，层次更高，客户愿意接收此类型广告，是原生广告未来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汪豪《体验再造：赢得YOU时代的方法论》）

材料二：

（摘编自搜狐网《微播易：超全！从2018年Q3短视频行业数据，看2019年5大趋势》，2018年11月9日）

材料三：

行业的爆发式发展背后，原生广告依然存在许多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尤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下，它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传播领域交叉导致界限模糊

原生广告的设计，采用展出平台的页面标准，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尽可能地无缝融入平台，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模糊了广告和内容的边界。

事实上，目前传播领域的三个主要形态，新闻、广告、公关，面临内容与形式的重叠。一方面，有的新闻在创作上借鉴了广告与公关的手段，“新闻炒作”“有偿新闻”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有的广告借助新闻的形式，推出广告报道、形象报道，混淆视听，模糊了新闻与广告的界限，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公众的利益。并且许多自媒体同时具备新闻与公关两种属性，且界限越来越不明晰，在注意力的争夺之中，广告向有价值的信息靠近。从盈利模式上来看，媒体向内容营销靠近，类似的无序状态将有更大几率出现。

（二）原生广告相关法律政策缺失

2015年我国新《广告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尽管如此，我国的一部分原生广告仍然是直接混杂在内容之中，并未被标注。例如许多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当中，原生广告紧随正文之后，用户在未被告知为广告的前提下接受了广告信息，这种广告信息可能还伴随主动传播扩散。仅靠读者判断力区分广告与非广告显然弊端较大，也给新闻职业规范带来了挑战。

（三）原生广告效果评估较难进行

由于原生广告与平台内容结合程度较高，广告商不能单凭某一广告来判断，而是要花更多精力在平台的选择上。平台方面，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广告商，融合度高的原生广告意味着合作对象与平台的声誉和利益有许多方面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广告商的产品出现问题，将给平台带来信任危机。且原生广告的存在感不如传统广告，而原生广告的制作成本远高于统一化的传统广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单位成本的传播效果，成为考验广告商的最大问题。

（摘编自巫蓉《移动互联网原生广告的实践问题探讨》，2019年1月15日）

不写远方，直接处理问题

——诗人于坚、西川读鲍勃•迪伦

南方周末：什么时候接触到鲍勃·迪伦的？

于坚：80年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就接触到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来接受他。迪伦通过歌告诉我们，人还可以怎么样去生活。在受物质主义强大影响的时代，人特别害怕死亡，拥有越多越害怕死亡，但是鲍勃·迪伦的这种精神让你感觉到可以以一种超越的方式去面对死亡。

南方周末：从诗的角度来分析，鲍勃·迪伦写的歌词有哪些创新？成色如何？

于坚：就歌词来讲，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诗。他的诗既有抒情的，也有《像一块滚石》的那种。看上去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又觉得里面充满了含义。这首诗里面有一种禅宗的效果，像唐代诗僧寒山的诗。仅这一首诗，他就是一流的诗人。这样的诗他还写过很多，而且他的诗风格很多样，根据表达的对象、感觉不同，他可以写得非常抒情，直截了当，也可以是后现代风格的。

西川：这些年来，中国诗歌界所接受的外国诗歌，基本上都是书面的、精英化的，越复杂越好。从一个读精英诗歌的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鲍勃·迪伦的趣味正好相反。鲍勃·迪伦写的跟歌唱有关系，当然迪伦往里边附加了价值观，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表达了他的情趣。另外，我觉得这次奖给鲍勃·迪伦，实际上不是给他一个人，应该是给他那一代人。二战以后，他们对于世界文化的塑造，他们所起到的那个转向的作用，非常巨大。

南方周末：如果把鲍勃·迪伦的歌词拎出来，照诗歌的标准衡量，他足够得诺贝尔吗？

西川：鲍勃·迪伦的歌词，有时候主题挺重，但是语言使用很巧。有些字词搭配很巧，使他的语言有一种飞扬感，能让重的东西飞起来。他有一首讲命运的诗。一般的歌手哪敢唱命运呢，中国的歌手永远唱的，不是我爱你就是你不爱我，或者咱一块儿去西藏、远方……所谓远方，就是不处理问题。鲍勃·迪伦是处理问题的人，他直接处理的，全是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于坚：鲍勃·迪伦是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招魂的巫师。文学起源于招魂。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从《诗经》开始就知道，诗是用来招魂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这次把奖给鲍勃·迪伦是文学边界的拓宽，还是只是一个回归？

于坚：我觉得是一个回归。对美国来讲，无论是狄金森，还是惠特曼，还是弗罗斯特，都是这个路数的诗人。我觉得迪伦是继承了这种传统。

南方周末：将来有没有可能，一个广告文案或者任何带字的作品，都可以拿来评价文学意义？

于坚：只要那个东西有招魂的力量，完全可以。这次的授奖，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会重新去听鲍勃·迪伦，会发现人其实可以像他那样活着，完全可以非物质化的，生活在一种精神性的世界里面。

南方周末：中国也有鲍勃·迪伦式的人物吗？

西川:鲍勃·迪伦那一代人扭转了战后整个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没有这样的人。鲍勃·迪伦那一代都是发明性的诗人，小说家，音乐人。中国唱摇滚的，摇滚也是从西方来的，民谣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不光是音乐人，中国好多方面都是缺少发明性的人物。

(选自2016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