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纪念碑

李锐

①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先生而来的。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都在凤凰县城。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回到故乡的不过是先生的骨灰。

②一段迂回的山路，一片逼仄的台地，一块自然坠落的石头，石头略微凿磨的平面上是沈先生的笔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些话和石头面对着已经有些污浊了的沱江，一座旧石桥，和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吊脚楼。背后的山坡上环绕着零乱却又茂密的草木。凤凰的朋友们说，大部分骨灰撒进沱江了，只有几块骨头是由沈先生的孙子亲手埋在这石头下面的。

③其实，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无故乡可回的。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可这二十年的人生成了沈先生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所有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

④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呜？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⑤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 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稀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⑥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先生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

⑦站在沈先生这块天然未凿的石碑面前，沈先生微含笑意的脸从斑斓的石纹中显现出来，有谁能读懂困顿在那些苍老的皱纹里的创痛和沧桑？其实，沈从文先生又何需一块石，何需一座山，何需一条河来为自己的不朽做纪念呢？只要打开他的书，你就能走进他那一片无比深沉又无比美丽的森林，让我们向这片森林深深地鞠躬吧！                                                                             

（有删改）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完成顶层设计引领、工业、农业、生活、风险防控、激发市场活力各方面的任务。并从组织领导、资金支持、监管执法、宣传引导等方面提供保障。

2020年是完成任务的关键时间点：试点城市的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标准，其中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实现全部利用；基本建成废弃产品逆向回收体系。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重点用膜区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全面应用；全面落实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摘编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北京日报》2019年1月21日）

我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700亿吨。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而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刚性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目前不少地方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固废减量、回收利用与处置问题上考虑不足，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5年以来，广东省危险废物非法处置倾倒案件多达200多起，非法转移倾倒点遍布全省21个地市。“阳江市宏湘金属加工厂违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达2万多吨；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含镍危险废物2.1万吨非法倾倒于广东阳江、江门和广西梧州等地。”生活污泥违法倾倒猖獗，深圳、东莞、惠州、茂名、阳江、肇庆6个地市均存在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发生非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00多起，倾倒垃圾数十万吨。

（摘编自《“无废城市”建设的背景、目的和手段知多少？》，中国环保在线2019年1月28日）

现阶段建立“无废城市”的多为发达国家，虽然纳入“无废”的废弃物种类有所不同，但没有将农业废弃物纳入“无废”目标。绝大多数案例城市在制定“无废城市”目标前，均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废弃物管理经验。其废弃物管理体系基本是政府主导、生产企业负责、家庭分类投放、废弃物处理商负责收集运输及处理，商业企业、建筑企业、工业企业则多为单独签约专门服务商。整体来看，由于废弃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大多数案例城市征收的垃圾费已经能够完全覆盖相关支出，废弃物管理进入了良性运转轨道。有些城市的做法极为典范：奥克兰市根据新西兰环境部的政策要求对轮胎、电子设备、包装等行业企业对其产品进行回收处理。旧金山市将弃物收集、处理均外包给废弃物处理公司，并一同制定城市的废弃物管理方案；开发专门的废弃物网页和APP并进行培训，展示废弃物分类及处理信息，并启动数据库供信息查询。马斯达尔城修建低能耗的地下平板货运系统，提升运输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摘编自蒙天宇《“无废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环境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一：从乡村群众患病找“赤脚医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医疗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9.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达952.9万人。70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 77岁。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110名，2015年提高到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健康中国 步履稳健》，《人民日报》2019年6月4日）

材料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细化措施，将妇幼健康作为重要内容。一是推进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先保障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实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覆盖所有贫困地区；加强贫困地区出生缺陷防治，启动实施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和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截至 2018年底累计救助出生缺陷患儿1.3万名，拨付救助金超过1.5亿元。二是加强对患病贫困妇女儿童的救治保障。

通过确定定点医院、诊疗方案和单病种收费标准，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患有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大病进行集中救治，并逐步扩大救治病种。对患有慢性疾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健康管理和指导。对患有重病的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实行倾斜性保障政策，提高报销比例，采取“一站式”结算，切实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摘编自《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在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 中，这一表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25名来自德国、日本、美国等8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通过对中国9天的实地考察得出的一致结论。

联合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了实地考察后的感受：“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保护，中国展现的强大动员能力、果断的执行能力以及利他主义的集体意愿，给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

让专家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手段救治病人的努力。此外，为了挽救生命，中国在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巨大投入也获得了联合考察组的认可。短短数日，超过 4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考察报告里说，中国人表现出的真诚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联合考察组所有成员。

（摘编自《实地考察后，国际专家一致肯定中国说明了什么？》，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年3月1日）

材料四：自2020年1月20日起，我国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经过持续近三周的防控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我国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仍存在短板。

因此，未来我国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摘编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在路上》，《经济参考报》2020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