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蓝皮书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呈现稳中有升的走势。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高于2015年4.9个百分点，高于2014 年15.8个百分点。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8.68%，而同期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9.15%。

蓝皮书指出，近几年，以上海和江苏为表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省市第一、第二产业占此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2017年，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三产业占比都已经超过了50%，上海更是突破了70%。

蓝皮书指出，随着“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大旅游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所谓“大旅游时代”，绝不是区域内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简单的叠加拼接，而是要借力“大旅游产业”，“盘整山河、贯通产业、振兴文化、实现发展”。西北地区在地理上有共通的特点：高海拔高温差，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少数民族文化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旅游资源小集中大分散特点明显。历史上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地位在当代更是意义非凡。

（摘编自《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

材料二：

注：宁夏文化产业发展稍显缓慢。古老的黄河文化、浓郁的回乡文化、神秘的西夏文化、光荣的红色文化等诸多优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需要更加合理科学的顶层设计。对于像宁夏这样文化起步晚、发展速度慢的省市地区，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更需要扎实做好“基本功”，注重与当地文化扶贫项目的精准对接。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文化领域在推进文化改革实现管理转轨过程中，还未能形成一个充分竞争性的市场，政府干预作用影响大，往往由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方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历史性同类文化资源在不同地区间出现相似性开发利用，或者同一资源主体多地区恶性竞争。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当一个地方政府引进并发展某个文化产业行业门类，其他地方政府也会低成本地跟进模仿，以更低廉的成本或更优惠的政策诱导，直接导致文化产业结构趋同的动力机制。

我国文化企业六成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而特色文化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在文化企业数量上明显不占优势，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往往较低，缺乏专业化能力和对市场的宏观把握，容易跟风，盲目投资。

（摘编自高宏存《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要实现“跨区域”治理》）

材料四：

文化企业应该将商业模式作为立身之本，分析自身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避免盲目跟风或者在整体上去模仿成功的企业。文化企业必须以独特的商业模式来开发产品和服务，提高自主品牌产品的竞争力，以避免商业模式和产品上的雷同。

文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应当力求具有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体现出差异化的市场细分要求。从产业形态差异化的角度来说，文化产业集聚园区内的文化企业、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不仅要求实现不同金业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还要总体上适应园区内的互补性，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结构。

（摘编自陈少峰《文化产业同质化竞争透视》）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 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5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王飞、李大庆《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①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②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③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泉，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④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⑤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⑥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计较，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汉服，顾名思义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一些古籍资料显示，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在汉朝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在古代，服饰不仅仅是蔽体之用，而且是包括衣、冠、发式、鞋等的一整套礼仪体系。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总体风格偏向于凝重、古朴、典雅，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常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所谓“交领”，是指衣服左右前襟重叠，两边相交成领；“右衽”， 就是上衣前襟左边长、右边短，衣服前襟向右掩。这一服饰的诞生，体现的是中国古人泰然自若、宽厚仁爱、与世无争的民族性格和人生境界，从某种程度看也反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同袍”，这一称呼也与《诗经》相关。《诗经˙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里所说的“袍”透露了当时汉服的材质，也就是麻絮。麻布衣是当时汉服的主流。

据记载，在先秦时期，葛、毛皮、蚕丝等都是主要的服装材料。葛多为平民百姓制衣所用，以麻布为主要衣着材料的庶民，被称为“布衣”。而毛皮、蚕丝等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动物毛皮是人类最早采用的服装材料之一，《诗经˙秦风˙终南》就有记载：“君子至止， 锦衣狐裘。”其他先秦文献里也有羊、狐、虎、狼、黑貂等毛皮做裘服的记载。

春秋时期，古代服饰就已有“绿衣黄裳”，服装有了色彩，也表示染色工艺已有较高的水平。《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谈及交领和青色上衣；“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等诗句也可看到衣服的多色系。“缟”是白色的绢，“綦巾”是指暗绿色的头巾。“茹藘”是茜草，通过染色可以变成红色。在当时，服饰已出现红、黄、蓝、绿、白等多种颜色，贵族尤其崇尚朱红色。

中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早在周代，衣服就不仅被用来防寒保暖，还被赋予特殊的政治、礼仪等功能，从中可以看到先人“思想的形象”。

古人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比如，正式场合中，贵族身穿与其地位相符的服装来彰显身份，同时表达对彼此的尊重。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常赐诸侯的场景——“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龙纹的黑色礼服，“黼”指黑白相间的花纹。在当时，“皮弁服”也是古代最早的朝服，这种朝服一般用兽皮制成，多用兽骨和玉石来装饰。“缁衣”也是古代用黑色帛做的一种朝服。

秦代之前，服饰就形成了“深衣”汉服体系。之后，各个朝代根据时代和社会的特点，形成了有各自风格的服饰。

（摘编自彭薇《古代服饰文化“知多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政策方针和发展理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社会首先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而不是注重产品的品质，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需求。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段。广义的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文明礼仪，也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追求，当下人们除了满足吃喝玩乐，还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除了继续发展生产力，还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先努力发展经济，才能为建设民主和法治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在经济水平低下时贸然进行改革就可能遭遇东欧式的失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日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那么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式发展。例如，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减少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减少贫富差距。过去中央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若能做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成就不亚于从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