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丘纬屏受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启发，提出“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时提出的著名诗论，意味诗人必处人生困顿偃蹇，方可写出感人心魂、至工至胜的诗歌。而词章大多数所写的是花前月下和闺妇离愁之类的内容，与诗歌关乎社会穷愁、关乎人生进退的诗旨有所不同。

为什么词学创作与诗学不同呢？或许与二者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主题情调不同密切相关。苏轼以后所谓以诗为词，词的诗化得到加强，诗词基本除了形式的差异，在表情达意的主题上几无二致。在宋代前中期，词与诗的差别却是明显的。自从中唐以后诗歌的可歌性和音乐性基本转移到了词章。这个时期的词学创作对象集中于民间歌者或一般文人雅士，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赵崇祚《共间集序》），即是用来演唱倾听的。宋前期词体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娱宾遣兴”和“聊佐清欢”的娱乐消费性。

不可否认，宋初的五十年，文人的写作意识里已经藏着诗词一体的想法，而此后的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的创作上尤增添了文人抒情言志的成分，然而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词体的传统功用和地位。对于真正关于国计民生或有关风教之类的命题，诗歌与散文才是他们的首选，所谓“诗余乃长短句谑浪游戏耳”就是他们自己的一般看法。这时词作的生态场因为主要集中于酒宴歌舞中，能够出入于此的人群当然也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诸如晏殊、欧阳修之类的文学之士，又是朝廷股肱之臣，才极有可能是这些场合的常客。他们既是词体的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传播者。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产生于兹的词体，其所关注的主要命题当然是歌儿舞女的悲欢离合及其士大夫自身的某些生活感悟，表现出来的特色自然也是以婉的缠绵、细腻深闳的情词见长。当大部分人还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时，这些仕途非一般的达官文人已经开始懂得用词体来抒写、寄托他们的种种精神需求和人生感受，而且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句。

所以，从此角度言，“词达而后工”是与“诗穷而后工”一样，在诗词发展的进程中都包含一定的认识道理，然而也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规律或欣赏准则。正如丘氏自言甚喜欢的晏殊、欧阳修、寇准之人的词，可谓“达者而后工”之作，而对于有些人的词作却不能如此判定。像秦观、辛弃疾之类的词体创作基本可以用认为“词穷而后工”。因为这个时期的词人词作几乎与“诗穷而后工”一致，作者个人的处世遭遇和词体抒发的忧时愤切之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且他们的最终成名也来自词体，所以在他们心中，词体和诗体一样，尤其是辛弃疾，长短句成了他宣泄愤懑不平和个体穷愁遭遇的载体和管道，也成就一代词作领袖的辉煌。所以，明人词话还是认为“世终以为词之最工者，盖亦自怨生”。

（摘编自顾宝林《明词话视城中的宋词批评与接受》）

人体设计之高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已经达到的程度。在我们引以自豪的大脑皮质中，思维是通过神经网络来实现的。神经网络由大约六十亿个神经元组成，包含着数不清的连接。这些神经元排成6层，每层都有一百多万列；而每一列又有约一千个细胞。如此完美的设计，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其各部分之总和，以至产生了“自我意识”。单从性能上看，大脑能把生活中经历的点点滴滴编码记忆存储在细胞构成的存储器中。任何时候只要需要，就会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检索出来！

然而人体里虽然有数千个令人感叹的精美之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类似铁皮加铆钉的粗疏之中，有些甚至看起来是不可饶恕的！

近视，让至少有1/4的人饱受其苦，而摆脱不了眼镜这个累赘，除非大着胆子去动手术。像眼睛这样高档的摄像机造物主都设计出来了，却为何不能再配备一只小巧的生物眼镜以便我们需要时，在眼睛中自动地“架上”？庞大而复杂的血管网络系统能够将养分精确地输送到全身10万亿个细胞中的每一个细胞，却会忘记打扫沉积在动脉壁上的胆固醇，结果使缺陷的设计引发心肌梗死等诸多疾病。

大自然这样的旷世大师不可能留下如此多的败笔。这些看似不合理的有缺陷的设计，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断掉的手指不能再生，而只能愈合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自然选择无法精确地将极少数几个拥有断指再生能力的原始人选择出来。第二，如若具备这种断指再生能力，那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权衡利弊，自然选择淘汰了这种过度的尽管是有用的再生能力。为什么我们的骨骼是空心的，而空心的骨骼更易被折断？原因是实心的骨骼会更沉重，使行动更迟缓。这对以狩猎为生的原始人类来说是致命的。他将无法逃脱猛兽追逐，也无法追上自己要捕获的佳肴。且实心骨骼将使体重增加，进而需要消耗更多的食物。这对时刻处于食物短缺危机之中的原始人是不利的。

自然选择也绝不会对身体的某个部位设计超标，因为那样做是不值得的。把身体的某个部分设计得比其他部分更耐用并无意义。当整个生物个体死亡时，那些还完好无损的部分也将随之变得毫无价值。

回望已经流逝的数百万年的时间，自然选择不屈不挠地对人体不间断地小修小补。所有能够完美的地方都完美了，所有必须妥协的地方都做出了最小的让步。强大的免疫系统让我们免受外来病原体的侵害，但也会带来患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为了保证必要的组织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甚至付出了可能会启动癌症的代价，但所有这些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了。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从容地面对明天，期待下一个微小却立竿见影的进化！

材料一：

海外购物，买的是啥

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我国游客海外消费不仅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增速同样引人注目。

买质量:生活用品“扫”个遍

海外购物，这个曾经“高大上”的事，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葛非说：“除了价格便宜，安全性也是选择海外购物的重要原因。”“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

买新鲜:个性商品抢断货

调查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市场。但由于境外价格水平、商品类型等方面的优势，化妆品总是中国游客出国购物的重点。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

“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荆林波说，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买品牌：文化内涵被看好

北京某银行职员王洋认为，中国游客在欧美市场购买“大品牌”商品，不仅是因为价格相对便宜，更看重这些品牌背后的文化底蕴。“比如，施华洛士奇水晶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其材质有什么不同，完全是因为该品牌创立120年来，凭借其独特的切割工艺、时尚的设计理念、成功的商业宣传，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国内企业无法相比的。”她坦言，但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价格，国内专柜没法跟国外相比，“这也是游客出国盯着一线品牌‘狂扫’的原因。”“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荆林波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追求更有品味格调的生活。

（摘自201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

材料二：

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6.3万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尚文整理）

材料三：

海外代购渐受青睐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没有的。

胡钢：所谓海淘就是国际代购。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要维权找不到人，就很可怕。

胡钢：如果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在看到海外网购给我们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网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代购商自身出现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也是很多消费者需要关注的。

胡钢：我研究过海外网购特别是打折网站的用户群，比如美国比较有名的用户群，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某些国家。他们说，我在境内有消费保障，通过代购的美国消费者买，然后再转送给你，或加收一点服务费，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摘自百度百科）

(摘自《新京报》2017年02月08日）

(《光明日报》，2017年05月15日66版）

材料一

书店减少并非一时一地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即便是全民阅读率高的国家,人文学术类的实体书店数量减少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以伦敦为例,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已屈指可数”。

就实体书店而言,近两年增长较快的是机场书店和超市书店。其中,机场书店以职场人士为主要阅读群体,类型小说、经管励志、旅游历史有很好的销量,而生活、育儿、家教类图书,则在超市书店有比较好的表现。与实体书店相比,网络书店具备的优势是折扣销售、海量库存以及依靠物流几乎可以抵达全国任何地方的营销网络,且几乎不需要租金成本。现实生活中,进行实体书籍陈列的书店几乎没有办法媲美其品类和销售网。但实体书店也有自己的优势,如专业化的选书眼光、让读者有“遇见一本好书”的体验感、“文化空间”的概念和富有特色的沙龙活动等,“互联网的诞生在给传统书业以致命打击的同时,也创造了最有力的改革启示。面对变化,最有力的回应就是拥抱变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日,有删改)

材料二

（注：码洋是指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其货币额俗称码洋）

材料三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共享书店的应运而生不失为一件好事。它使得全民阅读由买书到借书、由个人阅读到共享阅读逐渐成为可能,书店正变成参与者的自家书房。这种运营模式有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阅读、亲近书香,有助于降低广大读者的读书成本,有助于读者因“抱团”“共享”而愈益提升阅读的兴趣与成效。

书店尝试走“共享”发展道路令人欣喜,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把“双刃剑”,经营得当可以锦上添花,稍有不慎也可能导致雪上加霜。共享书店的稳步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经营思路。选择走“共享”模式的书店经营者,需要找准自身的盈利机会,并且最好能够因时、因地制宜,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瞄准线下、线上做文章,将纸质书、电子书共享结合起来,不寄望一鸣惊人,唯寻求着眼长远、步步为营,以平和的经营心态与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共享书店在新经济时代走出一路风光。

(选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12月21日,有删改)

材料四

在众多实体书店收缩规模甚至关闭时,日本茑屋书店却于今年4月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某商厦内开出了总面积达2300平方米的新店,短短几个月就实现日均到店顾客2万人次的佳绩,成为该商厦内集客力最高的商铺。茑屋书店必备的星巴克,在这里也有了升级,是少有的可以品尝到手磨咖啡的地方。在配有高脚凳的长条桌上,放着杂志、画册和提示纸条----“请在喝咖啡时享受阅读的乐趣”,完全不同于通常书店禁止带入食品的规定。“茑屋不光卖书,还要做生活方式的提案者。”茑屋书店负人告诉记者, 茑屋书店摒弃了传统书店按照书的形态进行分类的方式,按照书的内容、生活场景进行分类,重构书店空间。同样是卖烹饪书,茑屋会在周边布置相关的食材和厨具,让消费者一下进入“理想厨房”的情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9日,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