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艺术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的影响，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尚农”，崇尚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震惊的、出乎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产生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绝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进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湿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做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戒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这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类，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潮，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壅正：感觉自己萌萌哒》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亘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节选自许民彤《谈传统文化，实际是在谈什么》，有删改）

孔丘有的时候用“仁”规定“礼”，有的时候用“礼”规定“仁”。这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是“仁”和“礼”的统一。“仁”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礼”是属于社会的约束；“仁”是属于自然的礼物，“礼”是属于人为的艺术。自然的礼物和人为的艺术是对立的。对立必然相反，相反就是矛盾。但是相反而又相成，矛盾而又统一。没有真情实感为内容的“礼”，就是一个空架子，严格地说，就不成其为“礼”。没有“礼”的节制的真情实感，严格地说，也不成其为“仁”。所以真正的“礼”，必包含有“仁”；完全的“仁”，也必包含有“礼”。这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所以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就是“礼”和“仁”的统一。一个完全的人格，就是这个统一的体现。

孔丘有许多赞美完全人格的话，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素材，文是加工。真性情、真情实感，是属于前者，“礼”是属于后者，二者都不能偏胜。如果有所偏胜，那就破坏了统一。具体地说，只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又能合“礼”地流露出来，这就是文、质的统一。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孔丘虽然把“仁”和“礼”并称，但是就一个完全的人格说，“仁”还是比较根本的。“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这一段记载里，主要的一句话是“礼后乎”。“后”于什么呢？就是后于“仁”。子夏悟到“礼后”，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才可以行“礼”。“仁”先“礼”后，孔丘对于子夏的这一理解，大加赞赏。

“仁者，人也。”这句话确实说明了一个很深奥的道理。《中庸》里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几句话，就是“仁者，人也”的注解。“仁”是“修身”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仁的主要内容是“爱”。这个爱是从亲子之爱扩充出来的。所以“为仁”必须从事亲开始，也就是说，“修身”必须从“事亲”开始。要想把“事亲”做到完全的地步，那就必须先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就叫“知人”。这个“知人”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道理的理解和体会。人之所以为人是和“天”连在一起的。所以要想对“人”有所了解和体会，不可以对于“天”没有了解和体会。这就是“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的“知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反思。由这种反思而了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总的特点——“仁”。

孔丘往往把“仁”作为人的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有完全人格的人，他称为“仁人”。他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丘在这些话中所说的“仁”，就是完全人格的意思。

孔丘告诉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对别人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丘的中心思想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仁”是他的中心思想。

（节选自《孔子对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论完全人格》）

破解玛雅文明衰亡的秘密

玛雅人是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曾经拥有与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从公元300年起，玛雅文明进入了被称为古典期的鼎盛时期。公元800年起，古典期玛雅文明到达了它的顶峰，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崩溃。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玛雅人先后放弃了他们的繁华城市，神庙和广场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废墟。有关玛雅文明衰落的假说可谓众纷纭：有人认为，地震、瘟疫等天灾造成了玛雅人的急剧减少；也有人认为，战争或者农民起义让文明陷入了混乱。还有人提出了“生态危机”论，认为人口的严重膨胀、土地的过度开垦所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导致了文明的消亡。在这些假说中，气候巨变——具体说，就是大旱——导致了玛雅文明的衰落也是引人注目的假说之一。理查得森·吉尔或许是最早提这个假说的人。

2001年，一份直接证据终于出现了。霍德尔等挖出了尤卡坦半岛中央一个湖泊底部的沉积物作分析对象。使用氧的同位素和石膏(硫酸钙)作为指示气候变化的物质，发现这个地区大约每隔206年就会发生干旱。考察玛雅人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一些“世纪干旱”来临时，玛雅文明就会发生一定程度衰退，例如停止建造纪念碑，城市被遗弃等等。这表明气候的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玛雅文明的发展。在测量了另一块沉积物样品之后，霍德尔还发现，公元750年至800年，这个地区发生了7000年中最严重的干旱。随后杰拉尔德·豪格等人进一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气候变化如何促使玛雅文明衰落的图景。科学家发现，公元200年的一次干旱造成了前古典玛雅文明的一次衰退。然后，从公元9世纪(亦即玛雅文明的顶峰)开始，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干旱主宰了加勒比海地区。

玛雅人的社会结构在干旱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他们的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依赖水资源，而他们能够获得的水源却有限。更详细的研究表明，在这干旱的100多年中，公元810年，860年和91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最严重的旱灾，持续时间分别为9年、3年和6年。这三次最严重旱灾的发生时间，与玛雅人的主要城市被遗弃的时间相一致。玛雅人聚集的城市规模越大，对水资源的依赖也越大，于是大城市首先被玛雅人放弃了，随后是中小城市。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加上公元810年、860年的大旱，把整个玛雅文明推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公元910年的大旱则可能给玛雅文明以致命一击。

在某种意义上，气候变化可以看成是玛雅文明衰退的“主要因素”。玛雅人已经酿成的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土壤侵蚀等)，使得过度繁衍的人口极易受到气候和干旱的威胁，气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并不是造成玛雅文明衰落的惟一因素。在他们看来，玛雅文明的衰落或许更为复杂。

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发音是约定俗成的。但纵观历史，汉语语音的变化之大，其实远超过文字、词汇和语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中塑造的“唐韵”，再到近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形成的普通话，语音的流变从未停止。一条河流之下，有着千万年沉淀而成的河床，这是河流的本质。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有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能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感受委婉的韵致，能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yǎ)”中体会旷野的苍凉，这是语言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有语言学家说，朱熹穿越回春秋时期，也听不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在说些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发现“平分阴阳，入派四声”这样的规律，在语音的演变中看到那决定河流走向的河床。而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承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押韵，更讲平仄。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的“诗眼”，更是保留下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音韵之美、语言之美。当下，公众吐槽诗词中读音的修改，也正是有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呵护之心。公众希望留存这些“诗眼”，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气眼”，让日用交流的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够多一份文气、多一份古意。如果只是为了“规范”“统一”等原因而“去异求同”，也就难免在不经意间丧失了记忆，也丢掉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解先人的机会。

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淮河流域不仅有着灿烂的史前文明，而且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先秦淮河流域地区既是一个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与融合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确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续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是贾湖文化。可以说，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头即贾湖文化，而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所以贾湖文化作为主源文化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过刻画某些符号、绘制形象或抽象的图案来传达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标识。尽管这些不能算是后来我们所认可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刻画符号，这些具有表意、记事功能的区域性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尽管不能称为成熟的汉字，更不可能是广为流传的系统文字，但却经过了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使用，并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最终成为后代汉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交汇、融合、发展。随着炎帝、黄帝族的势力进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随之进入淮河上游地区；以太昊、少昊氏为部族首领的东夷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东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也随着东夷部族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渐次进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通过豫西南进入淮河上游地区，在豫南广泛传播，并与外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存。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淮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这两种邻近的文化又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影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与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这种交流到了良渚时期则显得更为频繁和密切。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所吸纳，又通过文化交流与人员迁徙等因素进入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所吸收并积淀下来，从而对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良渚玉器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陶器中的鼎、豆、壶三者的组合等，都为以后的商周礼制文化所继承，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正是通过淮河流域这一特殊的过渡与交汇地带的文化融合作用，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谱系如裴李岗—贾湖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跨越长江与黄河得以完成交流与融合，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国上古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历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人势力的北渐，淮河流域不仅是楚人与中原诸侯争夺的前沿，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黄金地带。当吴越势力从长江流域向北发展之时，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都汇聚于淮河流域，从而实现了几大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大交流与大融合。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周代众多诸侯国的相继灭亡、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以中原族群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越来越丰富。淮河流域不仅是先秦时期我国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更是这一时期族群与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意义的重要区域之一。

（摘编自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