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2008年2月，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40岁的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放弃优厚的待遇，从美国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施一公说，当时做出回国决定，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晚上。2008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2015年8月21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连续在线发表两篇施一公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家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评价说，“我个人相信，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

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起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个团队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在新闻发布会上，施一公言简意赅地介绍完重大成果，骄傲地把在场的所有团队成员一一介绍给媒体。这是比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更让他珍视的“作品”，“我毫不怀疑这些年轻的学生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

施一公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施一公在正常的科研和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

在研究上施一公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鼓励学生与他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更会刻意表扬学生！

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正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了了。”

（摘编自《中国人物传记》）

（施一公《大学的意义》）

（施一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l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到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财经网”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 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新快网”2019年4月1日）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l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4月9日）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院落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它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从夏代的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封闭庭院的面貌。在夏代至商代早期这种形式就开始走向定型，一直到明清时期大到皇家宫殿、寺庙、小至百姓住宅，大多采用这种几乎唯一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形式结构，蛰伏着封建儒家思想的灵魂。而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不但强调礼，而且重视“乐”，主张“礼乐”并举。体现在建筑上，“礼乐”秩序要求建筑空间寄寓伦理，利用差序格局来分尊卑关系，方位上讲究主从关系。建筑围合的“院”是“乐”的艺术升华。这里，建筑是“礼”，庭院是“乐”，二者相得益彰。

合院作为集合体，对内是封闭的、凝聚的，对外是排斥的、抗拒的。人们对外界的流动性降到最低，而这种以院落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建筑满足了一个家族共居生活的各种功能需求，并且分区明确，就仿佛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万事俱备、伦理有序。传统院落式建筑符合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是这种传统的居住习惯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行为心理学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范围内进行限定是一种心理需求。中国传统合院建筑是以高墙围合起的建筑空间，与外界隔绝，阻断了外界的喧嚣，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私密、休憩、愉快、生态、景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提供明确、稳定的空间环境，给人心理以充分安全感和领域感的空间形态。所以说，它不仅是人们组织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也成为人们在居住空间内与天与自然对话的场所。

虽然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房屋或围墙围合而造成了封闭性，但这只是一种在形式上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围合反而增加了院落建筑内部的许多情趣。“院”作为一种过渡，在人的思想内核中，是一处独立的冥想、思考的空间。当人们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和感受，在“院”中获得沉淀和洗礼。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环境和方式的变化，邻里之间、亲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同住一幢楼不相识，门对门之间不说话，父子在家中也是各做各的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以现代人们希望通过建筑环境的改变来唤回昔日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拥有一栋有院落的房子，的确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

然而，仅仅对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形式的模仿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真正的需求，“院”的营造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智慧，它通过空间的外化形式，传递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需求，现代越来越多人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渴望。那么如何立足传统，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形式新建筑，仍将是未来建筑或室内设计师共同努力的方向。

（选自《浅析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意蕴》，有删改）

材料一：

提笔忘字、书写能力弱化，常用汉字面孔模糊，遇到吃不准的字词就想着求助手机，遇到高难度字词更是望“文”兴叹……在充分享受互联网时代各种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弱化，成为日前在京参加“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第四期国家级培训的专家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集体焦虑”。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坦言，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客观上正造成书法社会交流功能的退化，带来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不断弱化的问题。“汉字书写危机”不容忽视。

“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书法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写好汉字，让每个学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由教育部和中国文联共同实施，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教育书画协会联合承办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自2015年启动至今，目标是用5年左右时间，培训全国中小学书法种子教师和省地县三级书法教研员约7000名，并以此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普及和质量提升。

(摘编自张西流《化解“汉字书写危机”应从孩子抓起》)

材料二：

事实上，从技术层面而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手写汉字的功能逐渐被键盘取代是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就像当年毛笔和纸张取代了刻刀和木简一样。

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形成了’独特的象形方块字。在手写汉字被逐渐淡忘的过程中，由汉字衍生出来的相关文史哲知识和信息，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模糊。学习手写汉字，不仅是在学习一种语言，了解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知识，更是在领悟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和由此衍生出的人生哲学。

不能简单把书写退化现象完全归因于电脑的使用，汉字书写问题与计算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写字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国人对文化的淡漠、精神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对物质诉求过高，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阅读量的减少带来了识字量的下降及提笔忘字几率的增加。

“中华文明有着良好的健康的基因。无论键盘也好，其他也好，无论汉字书写方式怎么变，也不能改变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保持我们的文化、保持汉字的规范性使用，是汉字书写和传承的基本途径。当代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

(摘编自佚名《提笔忘字，是语文教育最大的悲哀!》)

材料三：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两千余名受访者逾八成承认写字有困难。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应当承认，新技术给古老的汉字艺术带来较大的冲击。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就曾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因汉字象形表意的文字结构，电脑输入对汉字手写的冲击尤为严重。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得到光大，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吸收了外来的精华，而是决定于这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是否得到很好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权利”，法国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俄罗斯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安全战略。在邻国日本，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习字和书法课，大学文科里书法也是必修课：汉字是文化的根，是滋养现实生存发展的血液。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了笔杆”，汉字不能沦为失落的文明。

(摘编自郭立场《不要让汉字沦落为“失落的文明”》)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受,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路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尚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 赵焰 《美的背后》,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