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有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功能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推荐3】①世纪之星陨落了，陨落在世纪终结的前夜。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整整燃烧了一百年!她以不竭的热情在自己拥有的一角天空，默默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教他们如何爱、如何为弱小者和善良者献出心力，既不高调，亦不卑微，一百年不间断，以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平淡，燃烧自己，烛照世间。这样的人，在这一百年中，即使不是仅见，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②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清王朝覆灭时，她是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她是青年；整个中年时期在离乱和忧患中度过。动荡和苦难，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饱经忧患的她，极大地延长了中年期。她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么大的承受力，她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从充满噩梦的昨日，直至舒展开放的今日。

③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大海和母亲是支持这个世界全部丰富性的两个基本意象。母亲的意象，是包容在大海这个大的意象之中的。冰心曾在诗中向造物者祈求，倘若生命中只有一次“极乐的片刻”，那么，她的愿望便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春水》）

④在冰心的诗中，我、母亲、大海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最纯真、也最伟大。母亲对儿女之爱无须特意表现，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子女对于母亲之爱的怀想与礼赞也如此。这是排斥了一切势利考虑之后的无私、无邪、无欲的高贵情感。冰心从母爱出发，推己及人，以一片婉转女儿心，传达出人间的万种柔情。

⑤大海博大涵容，它的宽广胸襟可以装下世间一切的苦厄、欢愉和忧思。它静如明镜，动有狂澜。在它碧波万顷的宁静中，包蕴着震天撼地的伟力。它的激情也是内蕴的，却夜以继日地起伏涌动，若人的生命之树常青!诚然，这位昔日的南国闺秀，有着一颗晶莹柔婉的女儿心，对母亲、对兄弟、对友人、对弱者；而大海的博大、雄健、恒久，却从另一面衬托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高远和伟大。

⑥在文学经历上，冰心是五四新文学的同龄人。她说过，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唤”。冰心称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是“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她的创作活动始于1919年，一直延伸到世纪末。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狂飙突进的猛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他们是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英雄式的人物。冰心不是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她更“平常”，但她响应和参与了这种英雄业绩的创造和建设。她和“五四”一代人有着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反抗和批判。他们同样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推动者，共同完成了中国20世纪伟大的精神革命。伟大的五四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抗争，但“五四”并非一味地“破坏”，它有鲜明的建设精神；“五四”也井非一味地“激烈”，它的本质是温情和人性的”这些本质在那些猛将身上，是隐藏着和潜伏着的，而在另一类“非猛将”如冰心这样的人身上，则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确定的品质。

⑦这是最丰富和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人。在这个让人景仰的队伍中，走着我们的冰心先生。她是最先觉悟的那些女性中的一位。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在她那里造出了奇迹。她的创作服膺于“为人生”的理想；她发起和倡导了中国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她用通讯的方式写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开辟了散文的新天地；她还是儿童文学热情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⑧冰心毕生都在这样辛勤地创造着，直到生命的晚景，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且愈到后来，性格中潜藏的刚烈之气愈为显扬。她正气凛然，疾恶如仇，所作短文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竟有匕首般的犀利！

⑨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冰心走完她的百年人生长途，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颗不倦地燃烧着的星。这颗星已燃烧了一百年！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值得整个民族永远珍惜。

留住正在消失的乡音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方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②近年来，留住乡音的呼声之所以越来越高，正是因为许多方言正在萎缩，山歌、童谣、谚语在青少年中逐渐失传，戏曲和曲艺抵挡不住流行音乐的冲击。现代化越来越快，方言的萎缩如暮春时节万花纷谢，难以抗拒。一旦乡音荡然无存，模糊的乡愁便会淡出人们的记忆。

③ 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 十来岁少年学得母语， 就具备了终生语言能力的70%；同时学会几种语言，不但不是负担，还有助于提高智商。大批老科学家小时候学方言和国语，长大又学文言和外语，比谁都聪明，就是好例子。如今的孩子却学了普通话、丢了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是正确的，但在教好普通话的同时，周末组织些唱山歌、讲故事的方言文艺活动，不也很好吗？

④只看到方言妨碍普通话规范是片面的。方言是通语分化出来的，也曾向通语输送有益成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利用对应还可帮助方言区的孩子学好普通话。例如，可告诉没有翘舌音的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d”“t”的，就是翘舌音：都屠—者猪储署，迢貂—招召超绍。有的分不清“f”“h”，可指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b”“p”的，只能是“f”；反饭贩—板扳，非匪痱—排悲；

凡是同声旁的字读“g”“k”的只能读“h”；胡湖—古苦，混馄—昆棍。50年代方言普查后，各地都编过这类对应字表，可惜后来没用于教学。

⑤除了语音对应，方言词汇、句型和普通话不同的，也可以列表对照。例如：赶趟/来得及，长脚/高个儿，拐脚/瘸腿；斤半/一斤半，卖没了/卖光了，找不他到/找不到他。方言调查已近百年，材料积累不少，应经挑选后，把本地常见误读音、误用的方言词和方言句式，编成语文补充教材。此外，各方言的儿歌、童谣、谚语、故事、传说中，不乏语言精炼、意义深刻的精品，比如“不怕慢，只怕站”“日日守，年年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敢拼才会赢”“兄弟同心，田土成金”“好天得存雨来粮”，把这些分类编注成册，让学生自学，既能学到方言，也能获得文化的教益。

⑥当然，留住乡音不光是学校的事。方言本是家传的母语，可许多家庭如今也不说了。有的家长怕影响孩子学普通话，家里不说“土话”。其实，为了学普通话而放弃方言，这是误解。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方法，多语人必有多样的思维。另外，不同方言也有共同的规律。南方方言爱说“他有去，我有来”，和英语中have的用法大体相当。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更是可以相互论证，比如闽语把“高、低”说成“悬、下”，普通话也有“悬崖”和“下策”的说法。

⑦除了学校和家庭，要留住乡音，社区也有事可做。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整治青山绿水，发掘旅游资源，修饰古树、草场、水磨、廊桥，唱山歌、吃农家菜，趣味盎然。城里人到“乡村一日游”听到难懂的方言还想探知奥妙呢。有些县政府为了传承本地文化，拨款请人编写方言志、俗语志，也能唤起乡思乡情。

⑧除了作为交际工具，方言还有艺术的形式——戏曲和曲艺。这些乡音饱含历史文化积淀，曾带给当地人精神的享受。现在，京戏、大鼓、快书、苏州评弹、泉州的梨园、穗港的粤剧等，虽不像过去那样流行，可一到国外，它们就绽放异彩。有的地方很珍视这份遗产，努力发掘加工，精心培养新手，让她继续焕发青春，值得钦佩和鼓励。

⑨现实告诉我们，要留住乡音，必须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5日12版）

传统吏治措施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监督机制自身的缺陷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和运行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整体上看，传统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监督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形态，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监督系统内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监督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监督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

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权力监督机制是由专制政体自身属性所决定的。在集权政治中，权力监督的全部动力来源于帝国利益的垄断者—一皇帝: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统治需要，帝王们将一人“私有”的独享权力分割委寄于大小官僚，但官僚与皇家利益的背离及权力自身的膨胀决定了其异化的不可避免，“监督”因而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说，这种监督是皇帝一个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与整个官僚集团之间的力量博弈一—以一人之力应对天下百官，其胜负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如此，在集权政治背景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权力形态及其运行模式如出一辙:大小各级官员如同“小皇帝”般各主一方，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在非程序化的情境下进行，对这样的权力加以监督，实为难题。

而因为有着如此先天缺陷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帝王政治下也只有依赖各级官员的自觉和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科，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来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桌子面上之事为制度，而桌子底下之事为潜规则。而潜规则灵活变通，常常使制度归于虚无。帝制政治可以有良法善治，但其实施好坏，必须仰赖政治的清明与否，历史证明，同样的刻度，在不同帝王时期命运是不同的。《明史·循吏列传》中纪有循吏125人，其中，明初至正德153年间入传者有120人，而嘉靖以后的123年里，入传者仅有5人。循吏的出现与消失并非历史的偶然，制度一如既往，而良吏已然不见踪影，各种原因值得探究。

所以从根本上说，封建集权政治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政治下权力的私有性、垄断性，纵容了权力任性，制造了官场的混乱和吏治的不堪。不仅如此，这种政治还在全社会营造出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人们畏惧权力，又追逐权力，权力的膨胀愈发呈现不可遏止之势。这样的“官场文化”还会形成“排斥好人”的现象，“廉于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当这种“潜规则”蔓延官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的恶劣风气。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