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瀲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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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仿”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让“艺术鲜花”植根“生活泥土”

卢新宁

荷兰画家凡·高有一幅名画《农鞋》，被后来者纷纷解读。其中以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最为深入人心：鞋具磨损内部那黑洞洞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一言以蔽之，好的艺术品就是在人与大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由此联想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个画展。在近日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主办的“子夜墨魂——周一波画展”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多“深入大地”的作品：背着小方桌兴冲冲迈步的《赶席》农民、在家看孩子种地的《留守男人》、讽刺“钓功名者”的《独钓》、体现城乡变迁的《二嫂进城》、反映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喊楼》……这些作品题材，或拾取于乡间习俗，或根植于时代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现实关怀。

通过作品反映民意、民情、民风，并提出耐人寻味的现实问题，这是周一波画展的重要特点。“大风吹过黄土坡，还从纸上听民声”，作为中国长安画派的创新人物，周一波的画作不仅汲取了西方当代绘画的艺术精髓，形成了独特的“水墨杂文”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着对脚下大地的热切关注，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切。而无论是“乡土幽默”的专业评价，还是“民生情怀”的观众留言，画展收获的赞誉，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大白话：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一件文艺作品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人物、环境或者事件，符合并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体验。所谓“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不投身大社会大自然中，胸中的丘壑又从何而来?

纵观当下许多文艺作品，小品《卖拐》被反复播放，电视剧《士兵突击》获得好评如潮．就在于它们深入生活，有现实关怀。反之，一些电影被诟病“空洞乏味”。往往是因为闭门造车；一些作品被人批评“看不懂”，根源就在于凭空臆造。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秀才不出门”固然也能“尽知天下事”。然而，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生活的意义就越为重大。一是因为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只有躬身体验才能去伪存真；二是因为深入生活，不仅包括信息掌握，更包含着感情培养，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现代农业可以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但艺术创作如果也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就不可能产生鲜活、富有生气的作品。

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身处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能否踏准社会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让“艺术鲜花”植根于“生活泥土”，这直接决定着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关系到文艺是否能如鲁迅先生所言，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①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②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 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③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 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 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 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④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⑤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 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 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⑥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这说明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饰以动物纹样（有兽面纹或鸟纹）的玉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中又说，“礼神者必像其类，壁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可能在古代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礼器。根据一些学者特别是张光直的研究，认为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因为它的形制象征了天与地，并且刻有种种协助神秘力量的动物图案，又由玉这种据说可以通神的质料制成。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测，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的，玉琮是玉所制，本身十分圣洁，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它的内部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通天地、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概念。很巧的是，近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45号墓又发现了墓葬中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四方的说法起源不会太早，但是近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面上，所绘的北斗龙虎二十八宿天文图的面世已经动摇了这种看法，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龙虎则进一步把这种天象的认识提早到了上古时代。我们知道，在古代四方与四季是互相配合的，特别是一龙一虎，分别象征东、西两方，而且引申为古代最为关注的春、秋两季，如果这个以蚌壳堆成的龙虎图案真的就是青龙、白虎，它象征的真的就是东、西两方，那么，古代中国的四方四神所蕴含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就要提早到相当早的时代了。

更巧的是，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第四号墓又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很富有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方内圆的图案。据测定，凌家滩第四号墓距今在四千五百年左右，而玉龟版正好在墓底中央，“估计原来是放置在墓主胸部”，显然意义十分重要。据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它与后来的栻、镜类相似，象征四极八方，包含了古代的空间和时间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史记》的《龟策列传》中的灵龟信仰，有的学者相信它就是没有文字之前中国人表示“方位”与“数理”的工具。有的学者甚至于相信，这是夏代或更早的“律历制度”，是“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无论如何，应该相信这是一个富有神秘意味的发现，它很可能与古代的“巫术”有关。古代的“巫”字即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工”即古代的“矩”，原始的“巫”即操“矩”测天地者，与古“巫”字字形最近者为“癸”，“癸”（揆）有度量之义，与古“巫”者职能最近者为“史”，“史”字也是手持一“中”“中”可能是笔。对于天地宇宙的四极八方的把握，可能在早期就是“巫术”的中心。近来，考古学家又注意到了“八角星纹”。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外底有八角星纹，岳阳坟山堡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出土过八角形镂孔垫座，齐家文化铜镜、吴县澄湖良渚文化贯耳壶、殷商妇好墓的器物都有八角星纹，似乎“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这更让人相信，比我们过去知道的要早得多，中国人已经有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观念。

节选自葛兆光《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复旦大学出版社）

有人以为，只要拿起毛笔沾了墨汁在宣纸上一挥，写上几个汉字就是书法了，甚至自称是书法艺术。其实，称得上“艺术”需要有“艺术性”，更需要有个性的创造力。若以现代的艺术概念来衡量，是应该对实用性的书写和艺术性的书写做点区别的。书法艺术是对书法的高要求，书法是对写字的规范化要求。书法艺术应体现书写者的人格的文化的双重魅力。而一般的书写者只是在写“字”——这是文字的功能。书法是以“法度”来规约书写者，而书艺则比法度的要求更高。显然，书写者(写字)不必具有书法和书艺的丰富因素，而书艺则必须包含书写和书法的因素。字外无字，写字匠所为；字外有人文，书法家所为。自古及今大量的书法作品严格说来只是“书法”和“写字”。好的书法艺术作品一定会集中透露书写者的生命感动与文化趣味以及书写习惯。

中国书法艺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的母体是汉文字，故人们往往将书写的内容当作书法艺术的内容，这是一个误会。书法艺术的内容在于书写的意与法的艺术性，要落实到“法”的美，而不是落实到“字”的是与非上。中国书法是形式上极为简约的艺术，它利用汉字，寄生于汉字，但它有相对独立的生命。文字内容(文学性)可以引导和升华书写艺术，使意与法得到更完善的发挥，但从本质上而言，“字”的内容不是“书”的内容。“字”义决定实用功能，“书”法(写意)决定欣赏功能。虽然历史上的书法存活常常两位一体，但是，在今天从学术立场不妨进行区别认定，不要混淆。如半坡彩陶刻符我们可以认定它富于艺术性，但不能认为它是今日概念中的“艺术”。又如古代的刑徒砖上的刻划，它可以用作艺术研究的佐证和实物，但不能无限夸大它的艺术性。从本质上说，艺术的精神含量决定了艺术品性。 “字”“写”得好不好，标准可以不同，但“字”的“写”是书法之成为艺术的关键。因而，从传统的立场言，理解书法的关键在于理解书写性，理解对象何以“书写”和为何如此“书写”以及“书写”得如何。欣赏书法艺术，是一次生命节奏和文化秩序的摸索、体验：而创造书法艺术是一次不可重复的视觉心理运动。通过书法，我们可以感觉体验到不同的生命和文化力量，其中有无尽的活泼力量让人感动。书法与其它视觉造型艺术有个显著不同：它受制于一个母体一一汉字。但是，对于艺术的书写而言，是不同的文化生命个体对汉字标准形态的不断“试对”和“试错”的过程。书意就在书写之中，而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我意思的“试对”和对他人规范的“试错”过程。其实，理解书法比理解绘画难多了。中国书法的美妙不是人人都能轻易体认的。

(摘自《光明日报》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