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成为广受国内甚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热词。

虽然此次中央再提加快新基建无疑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大背景的，但显然中央对新基建的定位并不仅仅是扩内需这么简单。再提加快新基建显然是要通过新基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有机结合。

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单靠传统基础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G通讯和某些互联网技术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技术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下游应用规模越大，上游技术研发的成本越低，风险越小。而新基建中所涉及的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正是联系数字经济中的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场景应用的中间环节。

另一方面，5G和互联网科技也是全球技术和商业竞争的前沿领域。应用场景的开发、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相关领域技术的突破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哪个国家率先推出5G时代成熟稳定的数字经济模式，就可以在未来技术和商业标准的制定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竞相发展的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领域，虽然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小规模实验，但是没有广泛覆盖的5G通讯网络的支撑，很难进行进一步商用化的探索。据媒体报道，仅就5G网络建设来说，不仅可以直接和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还能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传统基建项目侧重拉动部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出和投资，对经济的供给能力改善较强，但是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弱。随着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本存量的增加，其边际回报率也出现相应的下降。这大大削弱了传统基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效应。与投资相比，近年来消费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方面的作用正逐步提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持续增长动力来源。相比而言，新基建在扩大消费能力方面比传统基建项目能力更强，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可持续性也更好。

其次，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在技术方面更具规模效应和自然垄断性质。类似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不必在全国各地分散建设，仅需在特定的中心城市建设就可以满足全国的大规模需求。同时，建设某些新型基础设施也超出了部分地区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本能力。新型基础设施对各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及其应用方面，而不是体现在对各地的投资拉动方面。这也决定了国家不会在各地进行“撒胡椒面式”的新基建投资。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以5G、大数据和无人服务等为代表的数字服务经济在助力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但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建设上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距离人们的期待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这需要中央和地方因地制宜，加大在新基建方面的建设力度。随着时间推移，新基建会在各地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和应用，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水平。

（摘编自《范志勇：如何看待新基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活动，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共同开疆拓土、谱写壮丽历史、孕育民族精神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因而，中华文化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情感底蕴和时代内涵。但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价值体认，不会一成不变，为此，需要顺应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加以调适：既要在历史中守住文化认同的根脉，也要在现实中关注人们的利益诉求，还要面向未来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增进文化认同的底气与信心。

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脱胎于自身发展的历史，且引领历史向前发展。从结构来看，“文化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价值体系的文化以核心价值、道德情操、思维范式、民族精神等形式呈现，是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汇聚与浓缩，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得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检验和发展，最终以稳定的形式内化为民族成员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由此看来，稳固的文化认同必须以对本民族历史的认知、理解、认同为基础。

中华文化由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绵长的历史熔铸而成，是不同时代历史实践的文化淬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蕴含的智慧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革命文化源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文化凝结，刻画出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奋起、在困苦中重生的精神气质和民族性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人民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了中华文化不同时期的特色与精髓，既特征鲜明又一脉相承，共同汇聚为中华文化的主体。

增进文化认同，不能剥离历史，割裂传统，否则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虚无主义”就有了可乘之机，信仰缺失、精神匮乏、价值迷茫的现象就会加剧。中华文化认同培育只有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与党和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将文化认同培育与历史教育深度融合，一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解读，突出“文化是历史的精神内涵，历史是文化的时空承载”，增进共有历史文化记忆，凝聚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二要深入挖掘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的历史事件与典型人物，突出其文化符号意义，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同理之心、传承之志；三要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帮助人们认识、感受中华文化对自身和世界的影响，进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摘编自徐丽曼、史明涛《中华文化认同培育的三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