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系都是太空中的一个岛屿，它们与其邻居隔光年之距遥遥相望。我可以想象，在无数星球上的生物对宇宙的模糊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小小的行星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区区可数的恒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星星了。我们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宇宙的正确认识是逐渐形成的。

有些恒星可能被数百万个没有生物的由岩石构成的小星球所包围，这些小星球是在它们演化的某个初级阶段冻结而成的行星系。大概许多恒星群有跟我们类似的行星系：在外围具有由大气环所包围的行星和冰冻卫星，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温热的、天蓝色的、覆盖着云的小星球。在一些行星上可能已经有高级动物，他们也许正在从事某种巨大的工程建设来改造他们的行星世界，他们是我们宇宙中的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很大吗？他们的形状、生物化学、神经生态、历史、政治、科学、技术、艺术、音乐、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星系的行星上。这些星球相当之大，它们都是太阳的俘获物。由于重力作用，它们被迫作近似圆周运动。它们的热量主要来自太阳。冥王星覆盖着甲烷冰，它唯一的伙伴是它的巨大卫星卡戎。巨大的气体星球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太阳系的宝石——和木星都分别有一个冰冻卫星作伴相随（这些行星近年均被发现有更多的卫星甚至卫星群相伴随。——编者注）。在气体行星及其冰冻卫星的内侧就是充满岩石的温暖的内太阳系。例如，在那里有红色行星——火星。在火星上有高耸的火山、巨大的裂谷、席卷火星的大沙暴，并且，完全可能还有一些初级形态的生物。所有太阳系的行星都绕着太阳运转。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恒星，它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氢气和氦气的热核反应炉，它的强光照耀着整个太阳系。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

茫茫宇宙中，究竟哪些恒星周围可能存在类地行星和外星生命？美国天文学家日前列出一份包含1822颗恒星的目录，将利用“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按英文缩写简称“苔丝”）对它们进行详细观测。

“苔丝”是美国航天局于2018年4月发射的一个系外行星探测器，其主要任务是寻找太阳系外宜居的类地行星。它的探测采用“凌日法”，原理为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可观察到恒星微弱“变暗”。按计划，它将观察宇宙中40万颗恒星。

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发表报告说，他们根据初步观测结果，列出了一份含有1822颗恒星的目录。这些恒星是明亮的冷矮星，温度大约在2700开尔文到5000开尔文之间，其中最近的恒星距离地球只有6光年。它们周围可能有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存在于温度等条件合适的宜居带中。

“苔丝”能够观测目录中227颗恒星周围的整个宜居带，就是说有效观测范围不仅限于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可能处在的轨道位置，还包括更远的类似火星在太阳系中所处的位置。

（摘编自《天文学家列出可能孕育外星生命的恒星目录，包含1822颗恒星》，新华社2019年3月28日）

探测火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人类探测火星的热情却从未熄灭。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透露，2020年我国将发射探测器，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曾表示，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一步实现“绕、落、巡”探测，这在国际上前所未有，难度极大。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研究火星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的启示。他表示，火星和地球是太阳系里的“兄弟姐妹”，研究两者的异同，互为参考，是极具价值的基础研究。

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这也是让科学家牵肠挂肚的谜题。研究表明，远古时代火星上曾有湿暖气候和流动水；2018年，科学家在火星南极冰盖下发现了液态水存在的证据。这增强了人们寻找火星生命的信心，也让人们看到了在火星上生活的希望。

此外，对火星本底磁场长期演变的探测，对研究地球磁场的长期演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火星地貌特征与分区，表面物质组成与分布等开展研究，则有助于了解火星的起源与演化。

（摘编自《2020年探测火星，我们准备好了吗》，《科技日报》2019年3月28日）

今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正凝聚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时代同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时候，用“中国派”来强调文学评论家的文化身份、立场站位和思想意识，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

说到文学评论的“中国派”，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西方派”。回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更深入。读来读去，一些人就读成了“西方派”评论家，另一些人则成为“中国派”评论家。前者容易当，留个学，读些书，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当，光留学读书不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社会这部大书。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群体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难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这部书很难读，可是越难读、越读不懂，才越要去读。一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对文学评论家来说，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文学评论的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其实，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不时会出现被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基本关系不稳固，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基本关系变了，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挑战文学基本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文学评论。比如，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文明冲突论来否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比如过分宣扬西方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渗透到中国的文学观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比如用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把文学变成金钱的奴隶。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立文学标准，引导中国文学向“西化”渐变等。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这也在考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坚克难的意志。

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19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既有一大批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的文学时代。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作家，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才有中国文学评论的未来。

（摘编自张陵《做文学评论“中国派”》）

“中国”一词的内涵经历了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到近代的与世界各国并存的民族国家的演变。

中国之“中”在甲骨文、金文中像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申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引申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解字》有“邑，国也，从口（音围）”，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口”表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由此可见，“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就有用例，《诗经》《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孟子·万章》）中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二如国境之内；三如中等之国；四如中央之国；等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之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代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有土中、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后来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同时，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摘编自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

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一一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粵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一一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材料一：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称《条例》)，修改后的《条例》注重源头减量，鼓励快递企业回收快件包装材料，设定多项罚则，餐饮、旅馆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处5000元以上罚款。

修改后的《条例》进一步简化了垃圾分类标准，将厨余垃圾、餐厨垃圾两类整合为厨余垃圾一类，明确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基本品类。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单位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1000元罚款；再次违反规定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针对个人违法投放垃圾的行为，实施渐进式惩戒，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不予处罚。

修改后的《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明确不同种类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地点，分类收集、贮存生活垃圾。及时制止翻拣、混合已分类的生活垃圾的行为。违反这些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1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东方网)

材料三：

古人的垃圾分类其实并不复杂，由于古人生活比较简单，因此产生出来的垃圾与现代相比也相对较少，主要有餐厨垃圾以及土石、木屑、废铜烂铁等其他生活垃圾。古人很有环保意识，这些垃圾并不会一股脑地随便乱扔或就地掩埋，而是不同垃圾不同处理。比如餐厨垃圾，早在秦汉时期以前，人们就将有利用价值的动物类垃圾如骨头、皮毛等，用来做成衣服、饰品等物，植物类垃圾用作燃料使用，一小部分还能入药，如橘、柚之皮。

据《周礼·秋官》记载，周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垃圾处理专业机构：“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街道》中也对此有记载：“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条狼氏的职责就是清除道路垃圾与驱避行人，保障城市环境干净卫生，维持良好秩序。在当时还出现了公共卫生设施。《周礼》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井匽”就是排除污水秽物的设施。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其中有一句“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就是说，乱丢垃圾者会被剁手。虽然这句话的真伪性尚无依据可判断，但根据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商代刑法严酷，但凡一些小错也要受到重刑。战国时代，秦国至秦孝公时求变法以图强。商鞅相秦，变法而定秦律。秦法严苛，世人所知，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弃灰于道者，黥。”有人在大道上倒垃圾，直接抓起来在脸上涂墨刺字，以后不管去哪儿，都让人知道这是一位“弃灰”者。

(摘编自王宁《垃圾分类有历史：且看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