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的《2016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和《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中指出，67％的地市政府网站存在财政、人事、统计等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面的现象；72％的地方政府网站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以动态新闻、政府文件为主；过半数的部委网站未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开展解读，而是以转载新闻媒体相关报导为主，且解读回应形式单一；超过90％的网站存在征集意见不反馈或反馈不及时的现象等。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报告认为，主要亮点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步入正轨、行政权力办事资源整合度较高、应用互联网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的趋势等。报告也指出了平台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台渠道有待整合、服务功能有待优化、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

（节选自2016年12月29日人民网）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到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将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务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17日搜狐网）

材料三：

互联网＋政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让百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

互联网＋政务与以往提出的搭建政府网站、政府平台完全不同。有一些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后，而且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数据互不来往，单打独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闹剧”其实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共享的结果。“互联网＋”的落地，不仅要把所有信息打通，而且让政府随时随地为个人提供政务服务成为可能，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节奏。

互联网＋政务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互联网＋政务，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

互联网＋政务的实现还将不断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将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

（节选自2015年6月3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十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众跑腿没有回头路。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路遭遇“梗阻”。

（节选自2016年9月20日新华网）

①近代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和冲突，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但总体上收获甚微。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个重大问题：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②依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战争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保持各民族伦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应当说，在黑格尔所处的现代性发展阶段，这种理解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相当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把握了那个时代主体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在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激烈争夺有限的发展条件时，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短期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一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力量，平衡便必然会被打破，“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

③但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已经远不是黑格尔所处的那个现代性起步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是处于现代性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今日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严重化和普遍化，并不是靠丛林法则就能根本解决的。对外战争不能确保自身和平，限制他国发展不能确保自我发展，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不共赢就不能单赢，这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时候再抱着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不放，显然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了。时代发展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确把握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单一主体性思维，在主体性基础上强调公共性，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崭新篇章。

④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点，是所有国家都居于其中的历史境遇。那么，为何唯有中国能够率先提出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而始终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公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与西方经典现代性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一切人反时一切人的战争”，在中国道路中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⑤由此可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于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做到了准确把握现代性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成功提出一种超越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的新方案。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为这种新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和鲜活的示范。

（节选自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

“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指公元前8至2世纪这六百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

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 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中国文明的诞生相对较晚，但也早在公元前8 世纪之前就相当发达了。夏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至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有大量青铜器传了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流传至今； 公元前11到公元前8 世纪之间的周是更伟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西方文明最终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

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非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

古希腊曾是一片荒蛮之地，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同样的，希伯来人的先祖在两河流域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 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时兴的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老子、孔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阮炜《如何看待“轴心时代”? 》，有删改）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①不久之前的报纸披露，某些名流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爱”之中包含了“心”，“親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繁体汉字的阅读和书写犹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有机会再次向祖先表示由衷的敬意。

②当然，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反驳的声音迅速传来。繁体汉字笔划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一些人举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生们，请默写“簫、齊、鸞、齡、靈、叢、釁”这么几个字，感觉如何？

③如果允许插嘴凑趣，我愿意追加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使用篆书书写。篆书不仅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而且，篆书的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不能抱怨这种要求的刁蛮无理，根据相同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④相信我——提出篆书书写的意图并非制造某种夸张的调侃，而是再现文字史的概貌。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实上，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时间大约是汉魏之际。我想指出的是，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总之，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⑤我不想纠缠每一个字的简化方案，也不想谈论隶书之后诸种字体性质各异的简化特征，我真正兴趣的问题是：那些名流为什么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如此明显的演变倾向——为什么未能察觉，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

⑥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从四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历史曾经将一笔又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转交给后人。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

⑦偶尔能听到一种舆论：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拘谨含蓄，很少显示出蓬勃的创新冲动。这种观点显然不对——一个没有创新冲动的民族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多文化遗产？但是，多数人愿意承认另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对于某些人说来，古人的辉煌业绩时常悄悄地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这时，一个问题愈来愈尖锐：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⑧我想更多地提到“古人的创造精神”。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聪明和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包含了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创新意味着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说来，一个小小的不适已经足够瓦解创新的冲动。

⑨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至少可以从文字史的演变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想到的仅仅是恢复繁体汉字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汉字的来龙去脉，没有意识到隐藏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背后不懈的创造精神，那么，这种做法业已迹近于买椟还珠了。

⑩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李鸿章的形容：现代社会的降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⑪无论是争辩汉字的繁简还是别的主题，“古人的创造精神”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

（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聆听历史是一种伟大的才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不封闭，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兼容并取、包收含纳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时间里融合了许多古代先民，这个过程就是古代先民相互开放、相互吸收的过程。由于开放，我们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就；由于融合，民族的精神保存了活力，历经磨难而终久不息。古代民族的兼收并取，最终铸造了中华民族，由此奠定了东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文明生存的条件之一，就是对外开放的环境与心态。环境的封闭看起来是安逸与宁静，但同时也意味着丢失前进的机会。心态的封闭则是自己闭起眼睛来不看竞争的现实，在竞争的环境中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个教训，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就让中国人吃足了苦头，而当我们克服这种心态后，我们就又起步了。中国近一两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态史”。所以，一个开放的环境与一个开放的心态，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开放的心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抬起眼睛来看别人，既看别人的过去，也看别人的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明白：不看别人的现在，那就是夜郎自大，自取落后。但看别人的过去之重要性，却是多数人所忽视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别人的过去实际上就是在看别人的现在。别人现在成功，他为什么成功———成功的根源在过去；别人现在失措，他为什么失措———失措的原因也在过去。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现在这棵树，是长在过去这个“本”上。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兴盛，会没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作为其条件，而这些条件难道是在一瞬之间一蹴而就的，并不是出自于其历史经历的积累、或其历史创造性的不断涌现？又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挫折，不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问题所造成，而这些问题难道是一日之间成三尺之寒，并不由其主观、客观各种原因积淀而成为历史的顽疾？

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外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历史给人以聪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历史纪录的是前人的经历，提供的是前人经历中的经验和教训。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经验提供的是成功的智慧，教训使后人有可能成功。我们总希望自己成功、不失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是成功和不失败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任何人都站在历史的镜子前，而看不看镜子、能够在镜子中看见什么，这就是智慧的表现。我还愿意使用另外一个比喻：历史虽然无言，但它却会说话；能够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能够听懂历史在说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