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以下简称“杨”）：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那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

余光中（以下简称“余”）：这很难说。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他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城万里长”。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

杨：为荣？

余：没有。

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像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

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

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您对这种现状怎么看呢？

余：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因为媒体变了，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了。我向来不认为文艺要大众化，而应该小众化。可如果你连小众都维持不了的话，那就有很大问题了，像三毛也好，或者余秋雨也好，到底还是不能跟一个流行歌星比，对不对？可是，听流行歌的读余秋雨的散文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拿来比较。目前的新诗有相当多的毛病，很多诗人如果得不到知音，也应该反省一下，检讨自己的诗是不是能吸引人，这是多方面的因果现象。

杨：现在年轻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要想保持中文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您担不担心中文的纯洁度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

余：我是相当担心的，也不能听之任之。有学者说，语言就像河流，你不能阻碍它。问题是有河流就有两岸，两岸如果太模糊了，这河流不晓得流到哪儿去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语言就由它去，它有它的生命，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中文，如果过分西化的话，中文特色就会荡然无存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一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 2017年2月14日）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2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做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情况

关于“社会儒学”的概念，李维武认为儒学在从先秦至20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人生哲学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信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而他所说的“社会儒学”是指儒家的礼学，“礼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儒学，所考虑的就是通过礼乐文化建立一套完备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懦学，是以学的人生哲学为指导和核心的，但它又包含着比人生儒学更为广泛的内容，涉及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诸罗层面，儒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联系也由此而更为广泛。。”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的“社会儒学”也有一个现代转换问题。怎么进行现代转换？首先，在当代儒学复兴多样化的情况下，在儒学新展开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信学这一维度，打开社会儒学发展的广阔空间。近30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在社会上掀起读经热、传统文化热，兴办私垫、兴建书院、举行会讲等社会化组织活动层出不穷：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信家学者也走向民同，普观信学，专播道德，教化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影响。

其次，儒家修身传统仍然需要重新强调。现代人不懂修身，不讲修身,已经基露出诸多弊端：从个体生命来讲，出现了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生命失去意义，人生价值不能彰显；从社会来讲，人们不讲修身为本，社会乱象丛生。在现代社会再植修身之根，注重人格建树，学为君于，希贤希圣，将会提升人们的道

德修养，人格境界，促进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第三，传承齐家之道，重视家庭建设。齐家之道就是整治家庭、管理家族之道，通过家庭伦理得以实现。齐家之道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是治理国家，平治天下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   

第四，传承传统社群组织，借鉴西方非政府组织。百年来在传统政治制度被推翻的同时，许多社群组织，如行会、公所也被破坏了，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埋藏着巨大危机。因此，需要重建某些社群组织。同时，我们处在现代社会，全球一体化，必须借鉴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组织(NPO)，把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今天，在社会儒学的新发展中，应创建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与非管利继织，以儒家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充实其中。使这些组织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第五，历史上儒家的大同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涧其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摘编自韩星《社会儒学的逻辑展开与现代转型》)

儒家哲学在21世纪的展望与地位

(俄）费奥克基斯托夫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以“文学生活”重塑文学史

①现代人读((诗经》，往往会有些“隔”，只能就作品内容形式进行分析鉴赏，而闻一多研究《诗经》，却力图给现代人提供《诗经》时代这些作品产生与流布的想象。比如解释《诗》与祭祀、舞蹈、种植、记事、隐语等的关系，就让人们尽可能回到《诗经》时代，去理解这些作品不可重复之美。这等于给文学史增加了一个“文学生活”的想象天地。

②但这种对“文学生活史”的研究，仍停留于比较零碎的、个案的操作，至今未见到有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生活”系统写进文学史的著作。如今各种版本古今文学史，绝大部分仍只满足于对作家、作品及源流的描述，即使介绍思潮流变，多少涉及时代背景，也未见得能自觉地展现“文学生活”。

③不过，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方面出现的一种理论自觉。

④最近，山东大学几位学者连续发表多篇关于“文学生活史”的讨论文章，提出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他们希望这种研究能突破历来文学史只注重作家、作品和批评的“内循环”，要嵌入一个新角度即“文学生活”。“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设想，与此前温儒敏教授主持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有密切关联。温儒敏曾提出，迄今为止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就是作家作品加上思潮流派的历史，很少能看出各个时期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以及反应等状况。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对话”，还会关注大量“匿名读者”阅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流露出来的普遍趣味、审美与判断，不但要写阐释史，也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史。“文学生活”研究关注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社会文化生活环节，这样的视野将生发许多新课题，使文学史研究展开新生面。

⑤从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的调查，到“文学生活史”的研究，是一个跃进。但研究方法也要随之调整变化，“文学生活史”研究带有很强的文学社会学色彩，除了对不同阶段如今还健在的普通读者进行访谈以及某些必要的问卷调查，更加重要的还是史料收集梳理研究，也许还需要借用一些诸如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方法。“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把重点放在对期刊、报纸、日记、传记的梳理上，是!迟要的，难度也很大。但想想(《诗经》离现在不更加遥远?史料不更加缺乏?但闻一多通过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训诂等方法，尽可能呈现了《诗经》时代的“文学生活”。

⑥“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现代文学可以朝这方面开拓，古代文学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研究空间。这个学术生长点带给我们一种期望：今后能有一种新样态文学史，是增加了“文学生活”内容的文学史，一方面能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也能激发现代读者的历史想象，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和欣赏文学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