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材料一：

2012年12月27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宣布授入区域服务，这是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标志着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从此进入以北平为核心推动力的时代。2013-2015年是北斗产业的启动和快速发展期。在2013年前的十多年间，主要是以推进北斗一号的应用为主，北斗用户终端总数量只有二十万套左右。未来，北斗产业在定位、导航、授时等功能的基础上，将在大众消费应用、交通物流管理、测绘地理信息，关键基础设施、紧急安全救援、行业精准应用等六个领域实现较快发展。其中紧急安全救援主要涉及医疗消防救援、防灾减灾抗灾、道路安全救援以及紧急搜索救助等相关的调度协调管理和导航定位与位置信息服务。

(摘编自曹冲《中国北斗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材料二：

与GPS相比，北斗有自己取胜的独门绝技——短报文功能。短报文与目前的手机短信功能相类似，用户可以通过北斗用户机发送一条长度为120个字的信息，向外界告知位置。在这川地震搜救时，北斗就曾经大展身手。在川西北通信信号遮蔽干扰严重的复杂环境中，美国的GPS只能显示终端位置信息而无通信功能，而卫星移动电话虽可实现语音通信，但不具备定位导航功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同时具备空间定位、时间基准授时和短报文通信功能，解决了抢险救灾应急指挥中的定位与通信难题。

(摘编自《揭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信号盲区可发送短信》，2012年1月9日《南方日报》）

材料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搜救功能示意图

(资料来源于陈敏等《北斗导航技术在山地休闲旅游应急救援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注：示位标，指紧急无线电示位标，遇险后可发求救信号。

材料四：

随着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2018年北斗卫星进入密集发射期。相较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卫星系统不仅覆盖更广，精度更高，而且可靠性更好；不仅实现全球覆盖，而且卫星载荷有了很大进步，增加了全球搜救功能，并且搜救精度可达“米”级。这将为航海、航空和陆地用户的遇险搜救提供使利，比起可能只提供公里级搜救精度的国际标准搜救卫星精度更高。2017年底，我国的北斗系统及北斗系统搭载遇险搜救载荷写入国际搜救卫星组织中轨搜救卫星系统框架文件，这标志着北斗系统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系统迈出了第一步。

相比GPS、格洛纳斯导航，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增加了全球短报文功能，有星间链路，将来还有其他空间环境检测载荷，可能还有自主导航功能，这些都是其他导航系统不完全具备的功能。

(摘编自《北斗导航副总师：该系统全球搜救功能达到“米”级》，2018年3月4日央广网)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在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中，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与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冲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唐字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有几百件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   《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 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它是神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

高晓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共19项，昆曲名列第一。

白先男：是的，中国有这么一块文化瑰宝，我们不去保护它，谁去保护它？我们不去发扬它，谁又会去发扬它呢？当然，联合国不可能替我们做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个经费，也没有那个人力。我们得自己来做，需要两岸三地、世界各地的华人同心协力地来传承我们民族的这一笔文化遗产。

昆曲是高雅的，它集合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然后。它再用它的方式把它们精确、精美、精致地表达出来。我们的年轻人应该从昆曲中接受美育教育，因为它合乎我们中国美学里的所谓抽象、写意、扦情、诗画的美学观念。

高晓：昆曲最精华的部分在哪里？

白先勇：昆曲之美，美在唱词《那些唱词都是最美的诗。比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些美不胜收的句子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比比皆是，不是吗？

昆曲之美，美在舞蹈。昆面是用水袖的线条来表现舞蹈的美的，它跟我们的字画、书法是同一套文化符号。如果我们把舞蹈的线条勾勒下来，它就是一幅最美的狂草。它的音乐也是极美的，它以笙条管笛为主，所以听起来特别地婉转缠绵»如果给昆曲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那就是:把抒情诗的传统，用歌和舞的形式具体地呈现在舞台上，这是它最美的部分。

高晓春：凭着对昆曲的一腔热爱，几十年如一日，您投入精力和财力，努力宣传和推广昆曲，并制作出了代表当前最高艺术水准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的演出？引起轰动，打破了青年人很难接受传统戏剧这一印象。但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古典戏曲的听众是越来越少了。

白先勇：是的。我眼见昆曲因为战乱、“文革”、缺乏年轻演员承袭衣钵等原因日渐没落——我是写小说的，是教书的，我原本在台下听听戏就够了，但是，不行，我怕它流失了，我着急，所以才有了回国排新版昆剧推广昆曲的想法。两年多的时间，我往返于美国加州，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联系各方面的力量，终于排出了青春版《牡丹亭》。

与传统的昆区不同，青春版《牡丹亭》采用了现代的舞台和灯光，并找了年轻的演员来扮演杜丽娘和柳梦梅。演柳梦梅的俞玖林儒雅俊朗，演杜丽娘的沈丰英更是眼角生情，美得不得了。为了打动年轻的观众，我们这次打的就是“俊男美女牌”。

高晓春：为了推广昆曲，两年前，从美国加州大学，您提前退休了。

白先勇：我等不到退休了，因为昆曲太重要，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让它流失了，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只是，做这件事情太辛苦，花这么多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我个人的力量、我们几百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把。

高晓春:还记得您第一次听昆曲的情景吗？

白先勇：当然记得。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那一年，我 9岁。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 《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嬈丽妩银、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悠然杨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高晓春：从9岁看《牡丹亭》，到60年后的青春版《牡丹亭》公演，为什么您如此钟情《牡丹亭》？

白先勇：因为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汤显祖笔下的爱情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为了情，可以死，这还不够，为了情。还要再活过来，所以，我说它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悲喜剧。它是神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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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

材料一：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安卓手机预装软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安卓手机平均预装软件数量约为9.2款，占用的存储空间634.4兆，同时近八成用户表示，虽然某些预装软件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但一般不会使用或仅会使用少部分预装软件。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的预装应用不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更成为手机功能正常体验的绊脚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过多预装应用的弊端很多。“一类问题是占据容量、消耗待机时间和偷走流量；另一类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干扰。前者是显性的但潜在危害相对较小，后者是隐性的但潜在危害大。”

专家指出，有的手机预装70个以上的软件，甚至占到手机内置存储器80%以上的容量，它们在开机默认启动后会因占用CPU时间多而缩短待机时间，同时造成流量浪费。

然而，用户私自卸载手机预装软件又成了另一大“雷区”。专家指出，在不能正常卸载预装软件的前提下，用户会选择“刷机”破解系统（获取ROOT权限），之后就可以对任意的软件进行卸载。可是，这种操作会导致误删、误改手机系统必要的文件从而使手机难以恢复正常使用，也会使更多的病毒、后门软件侵入系统，极大地影响手机此后的安全性。“尽管手机生产商可以把上述风险归咎于用户自行破解的行为，但是厂家预装太多软件才是问题的起因。”陈江说。

时隔数年，手机预装软件仍如同顽疾困扰着广大用户。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半厂商预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手机预装软件有较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很难杜绝。”陈江说。据了解，预装一款手机应用，手机生产商可以获得1到10元的收益。另外，预装软件对于软件商来说也是一种获得用户数量的手段。更有甚者，还会通过预装软件或者帮助用户“刷机”窃取用户信息进而贩卖，牟取不义之财。

（摘编自蒋齐光《新规实施一月，软件仍难卸载，手机预装应用咋成了‘钉子户’》，2017年08月0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工信部2017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检测和治理情况

（摘编自《二季度42款手机应用软件涉恶意“吸费”等被下架》）

材料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用户依旧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暂行规定》的制定者——工信部的力量来督促是不够的。业内人士表示，手机出厂后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其中难免有软件商要求预装软件。对手机厂商、软件商和渠道商这条利益链，工信部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式监管。

专家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模式是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即政府有关部门和消协加强合作，拓宽用户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工信部应尽快完善《暂行规定》，制定细则来界定可以预装、不可以预装和能够卸载的应用种类，并出台违反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规落地生根。

（摘编自尹志烨《卸载难》，2017年08月04日《光明日报》）

【推荐3】材料一

近年来，部分科学家对气候变暖论提出挑战，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符合地球气候冷暖周期交替变化的规律，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

       （取材于中国科学报《全球气候变暖遭“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