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 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 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 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

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意义上的“天下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家天下”虽然是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因为尧贤能，即便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尧也总是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尧也成为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舜因孝而名扬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被尧看重并禅位于舜。自古以来，舜也就成为中国孝文化的代表。禹也是首先因为在治水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而最终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可以说是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天下主义”是文化对政治的塑造，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

其次，“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最初是以血脉为纽带形成的。例如，禹开始实行世袭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禹之前的尧舜时期，禅让制虽说是选贤任能，但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在黄帝血脉之中传递。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代更确切地说是古代族群——没有具体的物质效忠对象，只有一个精神上的效忠对象。如果一个古代民族对某一物体顶礼膜拜，如古代羌族把河中的白色石头作为圣物供奉于堂上，他们并不是效忠于一块河石，而是赋予了这块石头以特殊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效忠的是一种精神。而血脉在远古时期最能够体现族群的精神。后来，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道德、习俗、伦理等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秩序，所谓周人“承受天命，创建秩序”，并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体系。不过，血脉仍被得到重视，所有分封的诸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子弟。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王。

其三，“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聚”的文化。通过分封，周的权力是分散了，但其文化得以传播于“天下”；虽然权力分散，但周“天下”中的一切诸侯必须要经过周天子才能“上通天命”“上达天听”。由此可见，周是文化上的统一，周“天下”是一种文化秩序，而不是一种权力秩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这个上层的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摘编自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摘自百度百科）

(摘自《新京报》2017年02月08日）

(《光明日报》，2017年05月15日66版）

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当中，总需要不断地问“在哪里”“什么时间”两个问题，人类90%以上的信息都与时间、空间相关。卫星导航技术的作用就是给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时空信息深入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跟水、电一样不可或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就像停水停电影响城市生活一样，卫星导航服务一旦失效，国家的经济运行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日常的运作中，天上的卫星也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影响到地面的导航服务。因而，中国需要掌握自主、独立、可控的卫星导航技术。

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地面技术的应用。世界各大卫星导航系统都很重视世界各大卫星导航系统都很重视地面应用。对地面应用来说，信息数据量越大，处理精度就越高；信息来源越多可靠性就越强。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信息源中有自主可控的，地面导航设备平时接收多种信息源，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一旦某颗卫星因正常调试或工作故障而出现错误信号，导航设备能够第一时间剔除错误信号，保障正常工作；如果遭遇特殊情况，自主可控的信息源也能保障基本的时空信息服务。

“北斗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坦言，天上飞行的导航卫星，能互相兼容使用是未来的合作趋势，GPS、北斗、格洛纳斯、伽利略这四个导航系统在轨卫星加起来，2020年将达到120颗左右。如果这四个系统能很好地兼容，可想而知地面应用设备的定位将精准到什么程度。

（摘编自戴春晨、梁施婷《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并倡导兼容互操作》，2017年11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2016年国内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市场出货量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1月5日，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新时代。北斗，已成为当代中国一张耀眼的“国家名片”。

导弹呼啸、战机轰鸣、军舰破浪、将士列阵，北斗如影随形，战场的主动权、战斗力的增长极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5万余艘渔船、400多万辆营运车辆安装了北斗终端，民航也将依托北斗建设航空器全球追踪系统，交通更加安全可控。

地质灾害多发的云贵川陕等地，大桥、隧道、边坡以及城市的灯塔、高楼、老旧房屋，北斗实时监测、预判危险、及时报警，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障。

在耕地辽阔的新疆、黑龙江等地，农业机械安装北斗终端，拖拉机自动沿线耕作，无人机自动定量喷洒农药，土地使用率提高5%，复播准确率提高到100%，农药节省40%，劳动生产效益大幅提升。

利用北斗定位和网络技术，市场上销售的“北斗菜”，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追踪它长在谁家地、用的谁家种、施过什么肥。一些地方的水果种植、畜牧养殖，以至中药生产，都开始利用北斗终端进行溯源管理、全过程监控，老百姓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有望从技术上得以解决。

打开“嵌入”北斗的电子地图、约车软件，出行更加便利。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长途运营疲劳驾驶、超速越线违章行车，运用北斗，都可识别、可定位、可监管、可处罚。

“北斗+物流”“北斗+支付”……全新的“北斗+”生产生活方式初见端倪。

当前，北斗的高精度定位、高精度授时、短报文发送功能，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先进“智造”等碰撞融合，不断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一条完整的北斗产业链初具规模：全国从事北斗开发应用的企业已达1．4万家，从业人员近45万，总体产值2118亿元；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量忠实的“北斗粉丝”。

（摘编自余建斌《中国北斗联天下》，201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校本教材，选修课，国画、京剧、武术……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活动遍地开花。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传统文化进校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碎片化、不系统，兴趣淡、重知识，课时紧、难安排，有活动、不持久，家校分、不整合……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二：

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图一                                                          图二

材料三：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学生的体会和感悟是最重要的，而学生精神层面要想有大收获，就需要结合文化进校园来总结反思。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也是普惠性教育，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采纳师生中的“金点子”，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入心入脑来内化。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师生爱校如家，学生才能爱护校园花草树木，不浪费水电；师生爱校如家，才能生生互爱，尊师爱生。和谐校园的核心是师生关系的和谐。和谐一旦成为一种校园文化，就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中体现最多，如古诗词欣赏、历史典故等。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版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

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一：

中新闻1月21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全国入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

李希如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总量明显增加。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近两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继续增加，占比超超过50%，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受政策效应影响，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百分点。

李希如分析，“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促进我人口均衡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1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总的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材料二：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31万人，是我国自2000年以来新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原因是，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初期释放出来。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预示着二孩生育高峰已经过去。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近年，人口变化以湖北省为例，见图（由下至上分别是自然增长率、死亡率、出生率）：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近年来湖北省男、女性别比例表（柱状图左为男性；右为女性）：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对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因战争、饥荒、瘟疫、政府干预等波动剧烈的情况下，20年前人口增长是上行的，就推动20年后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导致经济下行。“这是因为人口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增加或减少劳动力供给：然后他们开始结婚生子、买房或者租房，扩大消费，还进行创业和创新等等。这批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

人口统计学者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从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他引用了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播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