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与西方现代文化逻辑

当代西方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强烈的互文关系，它们既创造了西方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西方大众期待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观察和了解，也是他们自身欲望的投射。比如埃洛作品的图像来源非常广泛，他把时尚杂志上的模特面孔和照相机镜头、轿车的零件结合在一起，或将美国喜剧和中国、俄罗斯、古巴的宣传画，还有欧洲经典绘画的大师作品、科学杂志、商业广告放在一起，造成了视觉上的冲突、时间与空间的兼并。中国文化背景，此刻成为构建抽象艺术文脉中的文化他者，成为西方抽象艺术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和自我书写的镜像。西方抽象艺术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确认了自身。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它不一定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不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客观知识，其自身就构成或创造着意义，这些意义可能与中国有关，是对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或是对中西关系的焦虑或期望；也可能与中国无关，基本上是西方艺术和视觉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以埃洛的拼贴为例，他所撷取的图像虽然来自中国，其潜在动机及其拼贴的意象结构，却是西方的文化程式。

探讨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要点，不在于这些形象的真实或失实的问题，而是要探究在西方当代艺术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他们在什么知识领域或世界观念秩序中塑造中国形象?他们与中国构成了哪种和什么样的想象的文化关系?他们如何在中国形象中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中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不同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又不是与社会现实无关的纯粹想象，社会基础内在地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左右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介。

作为一种知识或想象体系，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传播，首先与观看者和塑造者的身份和先见有关，比如埃洛对中国图像的运用。其次，也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基础相关，包括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实力。最后，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传播，也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有关。总之，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种参与了西方当代文化实践的话语力量。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内涵深广的研究课题。

近日，电视剧《娘道》导演郭靖宇在微博上爆料，声称曾被某卫视总监要挟购买收视率， 否则作品就无法播出。这总监给的价码也令人咋舌——每集 90 万，而该卫视购买《娘道》的价格是 130 万一集。也就是说，导演必须先出七成保护费，才能让自己的作品顺利播出。这还不算，根据郭靖宇的说法，这总监背后还有一位能操控收视率的“大神”。这“大神” 神通广大到了何种地步？他不无得意地对郭靖宇表示，曾经公开反对购买收视率的尤小刚导演 ， 就 曾 惨 遭 他 的 戏 弄 — — 直 接 让 尤 小 刚 作 品 的 收 视 率 跌 到 0 ．2 。听 闻 此 言 ， 直 冒冷汗的想必不止是郭靖宇导演，还有屏幕前的广大观众。怎么，平日里播放的都是假电视剧？乍看之下，上述乱象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只不难理解。目前，各大卫视每年的广告额都与收视率挂钩。每提高一分收视率，就能多一分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如此，广告收入的金额，才能年复一年水涨船高。说到底，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催生购买收视率现象的主因。

（摘编自《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愚弄观众》，人民网 2018 年 9 月 17 日）

收视率造假获得巨大的寻租空间，也从侧面折射出电视行业“收视率中心”的弊病。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强调，电视内容产品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但在现实中，收视率始终是电视产品生产制作方和播出平台的核心关切之一。收视率高的电视内容，哪怕“三观”不正、格调低俗，最终都名利双收。相反，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节目和剧作一旦遭遇收视率滑铁卢，就往往“一丑遮百俊”，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播出平台 “末位”淘汰。正是由于各方面对于收视率近于病态的追求，才给予收视率予取予夺的权力， 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和逐利能力。可见，在治理整顿收视率造假的同时，还要适当弱化收视率指标。如果能够建立起更加多元、更具弹性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就有望终结收视率对于电视内容“评判一切价值”的不正当权力。

（摘编自封寿炎《根治收视率造假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2017 年初，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承诺书上提到，凡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则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取消其电视剧制作和发行资质。同年 9 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苦干政策的通知》，其中也提到，“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切实维护行业秩序。规范收视数据应用行为，不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唯一依据，不得以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优劣和对员工进行奖惩的唯一标准”。今年 4 月，广电总局召开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 再度强调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一旦发现收视率造假信息，第一时间报告公安部门处置。发现的案件一经查处，将向社会曝光，推动形成依法打击收视率造假的高压态势。

（摘编自《收视率造假利益怪圈调查》，《法制日报》 2018 年 9 月 20 日）

材料一:

任何一门艺术的道理都包含在作品表达中，因此长期大量欣赏优秀艺术作品，永远都是“懂”这门艺术最佳的途径。戏曲的道理也不例外。在戏曲风行的千百年里，无数目不识丁的农民扶老携幼在乡村台下津津有味地欣赏，从来没有生发过“不懂”戏曲的感慨。戏曲之所以曾经拥有广泛的受众，就是由于这些观众有长期欣赏戏曲的经验积累。他们既熟悉戏曲演绎的故事，亦熟悉戏曲叙事方式和舞台表演手段，所以才能与舞台上戏剧人物的喜怒哀乐产生共鸣，才能为生旦净丑的唱念做打鼓掌喝彩。

当前我们面临的窘境是曾经妇孺能解的戏曲，今天连大学生都慨叹“不懂”。这是因为戏曲生存语境变了，现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欣赏戏曲，更难以通过优秀戏曲的长期熏陶形成审美经验。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公共教育建构了有异于传统的知识谱系，其中几乎没有戏曲独特的文本、音乐和表演形态的身影，戏曲历史叙事和伦理取向也有异于现有谱系，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当代观众和戏曲的隔膜。

(摘编自傅谨《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听懂”戏曲》人民日报2019年7月19日)

材料二:

一位当代戏曲剧作家指出:“不少剧目在舞台上倡导的东西，正是观众厌恶的东西；而它所反对的，又恰恰是人们所喜爱。”不过，尽管内容和观念陈旧，但是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段有着独特的魅力，令世界各国艺术家们青睐。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的艺术方法就深受中国戏表演的启发。法国前卫戏刷理论家阿尔托极力推崇东方剧场，说它是一种演员的剧场，而西方剧场则完全忽略了演员身体的动作，一味强调语言对白就是一切，致使作为视觉艺术的戏剧竟然无从发挥形象之美。

把莎士比亚戏剧移植到中国戏曲中，使两者形成了优势互补。戏曲中自由的舞台时空可以表现莎剧中广阔的宇宙，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可以表现莎剧中各种人物和激情;而莎剧中普遍的人性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则可以在戏曲的虚拟传神、简繁有致的形式中得以凸现和延展、夸张和强化、发扬和光大。莎士比亚戏剧在这种结合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戏也在此过程中丰富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与西方戏剧文化的对话中更新陈旧的观念。

(摘编自张德明主编《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

材料三:

在戏曲现代戏创作中，由于现代社会迅速变化的生活节奏和碎片化的生活内容，程式语汇赖以生存生长的高度稳定性、可辨识性遭遇了难以破解的难题。怎么办？张曼君选择了打破程式、回到歌舞。“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也一直试图借此建立起自己的表达线路图，进而拓展表演艺术空间，促进产生新的时空可能性、新的美学思维形态。从赣南采茶戏《十二月等郎》中的“二胡舞”到评剧《红高粱》中的“抬轿舞”、秦腔《狗儿爷涅槃》中的“板凳舞”等，张曼君对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处理，已然不是上场拿范、台口亮相的样式，而大量运用了现代歌舞形式和意象符号。戏曲理论家龚和德称之为“三民主义”(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戏曲理论家周育德称之为“无动不舞”，生动概括了她的导演特色。

(摘编自郑荣健《“张曼君现象”对戏曲现代实践的启发》中国艺术报2019年1月28日)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