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指出，“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培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善文化，推进社会向上向善力量的形成，是人有德而立、国有德而兴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文化的基础性构建与推进是通过善文化在个人一家庭一社会的内化与践行。

善是人之为人之本。孟子作为传统善文化的奠基者及推进者，提出了“四端说”，他调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人启蒙教育及习成做人的基本认知，体悟并践行“良知”是个体道德修为的基础。

善是知行合一的根本要求。中国传统善文化要求“仁者爱人”，要“泛爱众”；行为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能做到“民胞物与”，以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追求。仁爱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基础，与邻为善，互利共生，构成了交往的和平主义价值理念。仁爱主义、集体主义、和平主义是善文化谋求人共同生存、命运一体的道德价值观。

善的培育、实践的第一场所在家庭。中国传统善文化培育与践行的根本是家国一体，“孝忠”合一。儒家认为：“孝悌也者，共为仁之本与。”孝是德之本、教之源。对父母、先祖的爱、养、畏、敬，及对兄长的尊敬、友爱，是孝悌文化的基础。要将感恩、敬畏、奉献、责任等基本道德意识、情感、价值作为家教、家风的内涵培育下一代，谋求个人善行与社会善行在价值观上的一体性，追求与实现家庭之善和国家之善在道德践行上的一致性。

善是人实现“天人合一”、追求永恒的信念维系。中国在文明的“轴心”时代，已经奠基了天、地、人是同源相生、同道相存、同场相在的共同体的信念。所谓“黄天无亲，唯德是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中的“道”、“天（理）”往往与人的善心、良心相通相连。儒家认为，良知即天理。在现实生活中，《周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道教的“承负”果报论等使中国人有了恐报应的善信念观，致力于在现实社会谋求“立德”、成就“不朽”。千百年来，善成为中国人成长发展的立身之基、修身之要，追求永恒的信念维系。《中庸》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亦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根本是觉悟善性、实践善性。

中国传统善文化的构建与普遍性、持续性传播、承继，促进并形成了中国人向善的自觉性，奠基起中华民族的善文化基因、精神基因、信仰基因，成为民族向上、向善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营造社会善文化的良好氛围，构筑社会善的规范体系，培育社会善的信念，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当前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中华优秀传统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将民族善文化基因发展延续，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社会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摘编自王永智《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文上并不鲜见。

（摘编自杜国景《关注时代变革，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顺应国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潮流、承担自然生态保护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规范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需要。

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保护机制。国家公园的最初称谓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被保护”的。然而，自然保护与人类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需要舒适；商人渴望利用公园、开发自然获得收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天然性、原始性、珍稀性是森林公园最为宝贵的财富，容不得后天的破坏与践踏。

一些国内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力度不够，导致资源品位和质量下降；更有一些风景名胜区人工化、商业化和域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自然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当开发利用可能会损害保护功能的发挥时，要从属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皮毛和牙齿，它们活着，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最具价值的事。人类能做的，除了保护还是保护。

其次，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凸显公益性的理念。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投资，部分设施的运营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企业来运作。但相关部门也必须以保护资源的完整性为原则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国家公园公益性的体现也离不开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没有相关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没有具体法律来规范游客行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公园中承载着大量人文信息，反映着区域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准则，寻找一条兼顾保护自然与当地社区开发的建设模式。一方面，要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进行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原有居民在不破坏周边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相应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事实上，只有首先在当地人中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影响外来游客，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代表着国家形象，是公众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国家公园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我们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尊重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试点先行，不断探索经营发展的模式、相关立法和标准等，最终建立一套对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体制。

（选自温源《以生态文明引领国家公园建设》，有删改）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而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 有删改）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

今年6月，孝昌县观音湖首届美食大赛鸣锣开赛。在大赛中，逸沁乐居生态庄园的菜品“观音湖鱼头汤”获得了特色菜银牌奖。老板汤家伟百感交集，2014年，龙泉村确定精准扶贫户94户，汤家伟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不能等靠国家扶助，脱贫致富还得靠自己的双手，他要自己创业。

在村委会和工作队的建议下，他结合当前市场需求，发展土鸡养殖项目。

土鸡养殖需要坚实的技术支撑。因没有养殖经验，汤家伟养殖的第一批鸡苗大量死亡，创业之始就碰上难题。“得知养殖场有困难，村里帮忙联系养殖技术人才，帮我解决了技术难题。”汤家伟说。

养殖成功后，新的难题出现了。因养殖户较多，市场竞争激烈，土鸡销售成了汤家伟的一块心病。

看着养殖场每天投入，产品却无销路，汤家伟有些灰心丧气。“多亏工作队帮我联系销售渠道，土鸡销路打开了。”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他的养殖路越走越顺。

近年来，观音湖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公路通到了龙泉村，村容村貌大变样。

村委会找到汤家伟，帮他分析发展形势以及当前的好政策，鼓励他依托土鸡、土鸡蛋销售和良好的旅游资源发展农家乐。刚开始，资金不足，他担心不能对房屋进行装修，没有好的营业环境吸引不来客人，对开农家乐还是很犹豫。

了解到他的顾虑后，村委会、工作队和管委会一起帮他分析，把房子进行了简单的布置，突出干净、安全和特色，菜品也都是用的自家种的农家菜。2015年3月，逸沁乐居生态庄园开张了。

起初由于庄园位置偏僻，生意并不红火。“管委会、村委会、工作队热心地帮庄园做宣传，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我家的特色菜和我的创业故事，还设置路标，引导游客来这。”汤家伟说，后来游客增多了，村里又帮忙申请小额创业贷款，顺利盖好客房，农家乐条件得到改善，生意也越来越好。

随着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人手不够，汤家伟聘请了附近的贫困户来做事，希望可以帮助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脱贫致富路。

回想这两年的脱贫路，汤家伟深刻感受到脱贫致富不能只靠政府，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我脱贫，我光荣！”他由衷感叹。

（摘自《孝感日报》2017年10月25日有删改）

材料一：

南海石油天然气储藏量超过200亿吨；矿物资源丰富，含有锰、铁、铜、钴等35种金属和稀有的锰结核。岛上生长的植物、鱼类、海鸟种类多样。南海是东西交流的主要航道，是国际海上交通运输最繁忙的交通线之一。据统计，每年全球有半数以上的超级油轮都要经过南海水域，每年经过南海地区的油流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巴拿马运河的15倍。中国、日本和韩国9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得经过南海海域。

南海区域的岛礁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一直存在。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主要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印尼将南海部分海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菲律宾在中业岛扩建机场，越南继续在南沙群岛扩建岛礁，加强军事部署并想在争议海域打井钻油，马来西亚在弹丸礁等地修建设施。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2012年中菲发生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菲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双方争议的理由如下表。

(选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中国海上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美国越来越在意中国远洋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海军在局部海域有能力和美国争夺制海权。美军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提出了“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以应对其认定的中国等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威胁”。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采取“灰色地带”策略，在避免与邻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前提下，在这些地区通过岛礁建设和海上执法推进其海上主张，损害美国的战略荣誉和信心。2018年5月29日，两艘美国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举行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美军以“远洋群岛”为假想场景，出动舰载部队演习登岛和夺岛军事行动。美国曾向菲律宾国防部提供了F-16战斗机以及一系列最新型的武装直升机，并在公开场合声明将遵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必要时为菲律宾提供国防援助。

材料四：

南海局势走到今天，确实需要推动建立一整套地区治理制度和程序。2018年8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商定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文本草案，旨在建立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增强中国和东盟国家行为的可信度和可视度，推进对争议岛礁地区或海洋权益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等合作行动。

中美双方有必要学会共存共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海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海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机制，而非完全排他性的存在。在中国综合国力、海空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美国必须学会跟中国分享权力。中国要尽快树立自己的海权意识，多了解美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海权理念，知己知彼，积极互动。应在保证我国海军实力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全球性的海上战略支持力量。海南争议可能会长期保持下去，中国应有长远应对的心理准备。

(材料三、四均选自《世界知识》2018年16期《中美海上互动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觉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先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摘编自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摘编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