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历史文献、历史资科数据库的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为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被直接利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这是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质量不一，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

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难以想象的资料，而数据库建设仍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讲，只要解决好操作技术问题，所有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快，史料多。而且，数据库还可以由学者自行设计检索内容，这使它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

在史学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而不知鉴择。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和改进。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史学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投发现的重要资料出自陌生的书籍，就要跟进阅览，这样才能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增益研究的作用。

(摘编自乔治忠《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备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特别突出：第一，经济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四：

4月28日，省人民政府作出批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同意遂川县脱贫退出。至此，吉安5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成为我国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后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随后，吉安县、万安县、永新县也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数据显示，吉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从2013年底的35万人减到2018年底的3.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8.9%降到0.75%。

（选自2019年4月30日吉安新闻网）

童第周：生命奥秘的探索者

童第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胚胎学的研究。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后，他在这方面

在生物遗传学和胚胎学领域，美国科学家摩尔根所建立的染色体学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地位。这位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借对果蝇的实验研究，建立起了遗传学体系，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人物。童第周十分尊重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和他对生物遗传学的杰出贡献，但也有一个问题童第周长期得不到答案：摩尔根的染色体学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生物，在传宗接代的家谱中所以能保持子孙相传的遗传性状，主要是通过染色体的化学成分控制的。指导细胞一切生命过程的指令，都是从细胞核发出的，细胞质唯有接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不可能在遗传中有所作为。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唯有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回答。

童第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毓芬，叶为他这一大胆的想法而激动，决心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一批年轻的助手也来到了童第周的身边，大家组成了一个同心协力的研究班子，他们以金鱼和鳑鲏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文化大革命”风雨动荡，这里的一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结果证明，生物性状的遗传，并不完全决定于细胞核，细胞质也表现了它主动的、积极的作用。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提出了与童第周合作研究的愿望，童第周接受了牛满江的橄榄枝，研究所建在了北京中关村。

这样的实验，需要科学家周密、审慎的科学头脑，需要比钟表工人更精细的操作技术。年逾七旬的童第周教授：往往从清晨6点观察金鱼排卵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上七八个小时。匆匆吃过带到实验室来的午饭以后，他伸展一下发麻的手脚和变得僵硬了的腰背，接下去又是一场紧张的操作。黄昏降临了，灯光代替了日光。实验仍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制备核糖核酸的实验，需要保持摄氏4度的恒温，童老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穿着棉衣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一项研究工作，不如说是一场意志和体力的拼搏！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把从鲫鱼的卵细胞质里提取的信息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细胞质里，结果得到了一种性状有着明显变异的鱼种。这种鱼居然有着金鱼那样肥大的头部和丰满的躯干，浑身也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片，但却脱去了金鱼那条雍雅华丽的纱裙，换上了像鲫鱼那样直峭利落的单尾。这证明核糖核酸对生物的遗传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画家吴作人把这种鱼称为“童鱼”，并作《金鱼图》以祝贺。

“童鱼”的诞生，并未使童第周停止新的探索，1976年，他和牛满江的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以蝾螈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研究，得出了高级的两栖类蝾螈的脱氧核糖核酸，也会影响低等的鱼类的遗传性状。此后，童第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仍旧日夜思考着科研工作，他制订了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科研规划，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的支持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

1978年，童第周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换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关注，受到国际生物科学界的认可。

为了推动全国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去作学术报告，1979年3月6日上午，他给浙江省的科技、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作关于加速科技发展的报告，突发疾病，不久在北京离开人世。

(周文斌、李元著《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有删节)

①童第周(1902．5．28—1979．3．30)，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事业的先驱》)

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为中国在世界生物学

(中国科学院《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10周年——引领中国克隆走向世界的先驱》)

中国音乐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才会受国人喜欢，才会在世界乐坛中独树一帜。

尽管音乐不像文字那样具体，但每个民族的音乐语言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为什么有的音乐作品和老百姓格格不入？因为没有和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结合。乐器本身是工具，与某一民族地区的音乐语言结合后，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这一民族热爱的乐器。为什么《梁祝》人们一听就懂、一听就喜欢，因为它虽然是外来的形式，但却是民族的内容。有句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正是因为《梁祝》浓郁的中国特色。

客观地说，我们的音乐技术曾一度落后，比如曾经没有完整的和声学、配器法。但这不等同于音乐语言的落后。恰恰相反，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是一座富矿：这么丰富的民歌、这么浩瀚的戏曲音乐，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是富有音乐才能的中国老百姓缔造了这样的传统。

中国音乐是有自己风格的，我一直提倡外来的音乐形式要民族化，民族音乐要现代化。发展民族音乐，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音乐的先进技巧，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为基础，进而借鉴，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则是指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民族音乐不仅要继承，更重要的是创新，民族音乐只有现代化，只有反映现代人感情、为现代人服务，才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梁祝》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成功探索，自1959年首次公演，至今60年，依然被人们热爱。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后来创作了那么多新的交响乐作品，没有如此在人民群众心中生根发芽？一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在现代音乐技法方面超越了我们老一辈，但可能过分强调现代音乐技巧，不够重视祖先留下的宝贵民族音乐，因而从他们笔下创作出来的音乐，老百姓不喜欢听、不感兴趣，觉得有距离感。

如何创作出为人民喜爱的音乐？一方面，我希望年轻人能好好学习我们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语言。技巧是为音乐语言服务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感情惯用的音乐语言，创作者不认真学习我们祖先留下的音乐语言，老百姓就无法从作品中找到共鸣。一方面，决定音乐成败的不只是技巧高下，还有音乐的内容、语言和思想感情。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用美的音乐抒发感情，这份情自然产生打动人心的音。如果善用本民族的音乐语言、用心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灌注现代人的民族审美情趣，这样的作品自然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喜爱。《梁祝》之所以不仅深入华人的血脉，而且受到世界不同国家观众的喜爱，正是因为它的这种特质。

音乐的终审评委是人民群众。一部作品是不是经典，不是看它是否得了金奖银奖，而是看这个作品传播的面有多广、影响力有多久；中国音乐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才会受国人喜欢，才会在世界乐坛中独树一帜。

(摘编自何占豪《融炼民族音乐语言》)

地质学清楚地揭示，各个大陆过去都曾经历过巨大的环境条件变迁，所以我们可望在自然条件下看到生物的变异，如同它们在驯养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只要在自然状况下有变异发生，那么认为自然选择不曾发挥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常常有人主张，在自然条件下，变异量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是无法证实的。虽然只是作用于外部性状，并且其结果很难确定，但人们却可以将驯养生物个体的微小差异逐渐积累起来，并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产生巨大的效果。物种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体差异外，所有的博物学家还承认有自然变种的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值得在分类学著作中记上一笔。没有人能明确区分开个体差异和微小变异，也难以区分特征明显的变种和亚种，以及亚种和物种。在分离的大陆上，或在同一大陆被某种障碍所隔离的不同区域内，以及孤立的岛屿上，存在着如此多样的生物类型，它们被一些有经验的博物学家归为变种，或被另一些博物学家列为地理种或亚种，而另一些却将其列为亲缘很近、特征明显的物种。

如果动植物确有变异，不管这一变异是多么微小和缓慢，只要其变异或个体差异在某一方面有益于自身发展，它们为什么不会通过自然选择将其保存和积聚起来，即所谓最适者生存呢？如果人们能够耐心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变异，那么在复杂而多变的生活条件下，那些有利于自然界生物的变异为什么不会经常产生，并得到保存或选择呢？那些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起作用的，并严格审视每一个生物的全部体制、构造和生活习性的选择力量——即择优弃劣的力量，会受到什么限制吗？据我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这种缓慢的，并巧妙地使每一种生物类型都能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生活条件的力量。

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了旷世之作《物种起源》。与达尔文同时发表相似观点的华莱士把这个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当时生物学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今天我们熟知的遗传规律以及基因等概念当时都没有出现，因此达尔文进化论在解释诸多具体细节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人的持续研究中，进化论被不断修正和完善着，但总体而言，达尔文进化论并没有被根本性动摇。

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1885年提出了“种质连续学说”，否定了达尔文学说中关于遗传规律的一些非正确观点。但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方面，魏斯曼完全接受并继承了，认为除了自然选择外，进化不再需要其他机制。这种基于种质连续理论的进化学说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站在今天的视角，“种质连续学说”还不是真正的遗传规律。奥地利的孟德尔在1866年发现了真正的遗传规律，即经典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1900年，孟德尔的工作及其遗传学说被三位植物学家各自通过研究植物杂交而“重新发现”，遗传学从此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

遗传学蓬勃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不连续突变引起进化的突变论思想占了上风，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挑战。但随后不久，一系列新的遗传学发现，尤其是群体遗传学的创立和发展，为达尔文“连续变异性状”的遗传机制找到了解决方案。当然，也对达尔文原来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例如提出了“适应度”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最适者生存”的说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基于渐进化、自然选择和种群思想，同时又符合已知的遗传学机制，此外还考虑到环境因素影响的综合进化理论形成，标志着现代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现代达尔文主义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的所有分支，以消除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学其他领域之间的隔阂，也把现代生物学中各个领域的进展尽量融入其理论框架之中。

如今，在这个分子生物学时代，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密码的破解，进化论仍在不断地发展，“基因选择学说”“社会生物学”“间断平衡”“中性理论”“进化发育生物学”等理论或学科的发展，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推进着进化论。

（摘编自《进化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