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视人给礼俗,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图着森地上,因此,世代生长子斯的农民,非常强调伦理秩序,强调上下尊卑,家族文化非常发这,雨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目,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在岁米、除夕,新春这三个环节,以礼俗形式体现的辞年礼,团年礼和拜年礼、都特别强调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联系,

辞年礼俗的超点是腊八。从腊八开始,大家就准备过年了,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岁米探诗拜望、礼物馈赠及团聚宴饮等,腊八之后,人们都要扫尘,就是为了在过年迎神祭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扫尘之外,还有一个净化仅式,那就是年前要沐浴,剩头,如果说扫尘是一个居所空间的净化的话,沐浴和剩头则是个体的一个清洁仪式,这个年俗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用一种新的形态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再看团年礼,团年就是在峰旧迎新的过程中所举办的家庭团聚仪式。团年礼是过年的中心部分,其中重要的节点是祖先祭祀与年夜饭。人们在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先祭祀祖先,比如北方地区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是献给祖先的,南方地区年夜饭也是先请先人享用。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顿饭食其中有一些菜是不能少的,如鱼、肉丸,豆干,红枣、萝卜等,取年年有余、团圆,喜庆、彩头等吉兆。在传统中国,无论如何,年夜饭都应该是在家里吃,因为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是跟祖先共同享用这顿团圆饭。我们今天很多人主张毕夜饭要到饭店去吃,这其实是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浸染过程中,受到商家的误,这其实是文化礼俗的一个重要损失,是不正常的,团年礼中还有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长辈给小辈分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意义是长辈通过给小辈以钱物的方式,达家人的关爱,冀望给孩子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年关。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伦理的关怀和精神的鼓励、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发压岁钱看成是种负担,因为价码越来越高,人情越来越重,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压岁钱礼俗的本意。

在传统年节礼俗里,还有“守岁”一说,全家人彻夜国炉团座给老人祈寿宋朝时,“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我们今天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然后放鞭炮。这是因时而异的新变化。今天的春晚让四海华人能够聚在一起,实际上它是延续了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让海内外华人共享这一特殊时刻,让华夏子孙在春节共同体验我们的文化传统,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熬过了旧年,迎来了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庆贺,所以又有拜年礼。拜年礼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庆贺方式,而且是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共享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让我们获得社会整体的文化感觉。新年到来之后,这样一种对天地祖先、亲人、乡邻、朋友、同事之间的贺拜仪式,也是一种建构礼俗关系的仪式行为,是在新的时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再确认。

（2013年9期《新华文摘》,有删节）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中华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文化人”，我们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学习传统文化后会产生心灵共鸣，这就是传统文化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加之学生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疏离，导致部分人失去人生目标，陷入迷茫与困惑。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仁爱、中庸，谦和、真诚”为人生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观，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世界观，集儒释道于一体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是高校引领大学生修身养性，提升心灵品质、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精神食粮。高校要想把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落到实处，就需要统筹考虑，建立长效机制。一是把传统文化列入大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二是加强校内外国学研究的交流。三是对一些有大爱，大孝以及励志故事的大学生，大力宣传，树为典范，号召全体师生向其学习。

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即教师要向学生传授道德观念，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学生解开困顿，迷惑，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所有教师都负有教育学生修身养德的责任。品德教育的本源就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应首先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将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兼顾教书和育人。如在会计教学中，在讲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谨慎性原则“当存在不确定因素时，尽量多估计费用和损失，少估计收入和利润，给企业的经营管理留有余地”时，就可以引入《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的做人原则，即做人要留有余地，当取得成绩时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化状态，社会上出现一些人做事无底线、无良知，对天地万物缺乏敬畏之心的现象。这些不良现象在大学生中也时有发生，如对父母缺乏感恩，一味追求超出家庭经济实力的消费；疏于对自己的管理，平时迟到甚至旷课，考试时作弊、替考等。若要真正使传统文化能够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及未来规划进行指导，仅仅开设国学课程是不够的，学生如果不能把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这种国学教育就会流于形式。因此，要让传统文化指导大学生的日常行为，成为他们的行为规范，就要鼓励大学生在课堂之外也注意自觉阅读和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用心理解，和古圣先贤对话，从而受到人生启迪。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任务，因此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多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滋润，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成为具有中华文化基因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

（摘编自朱玉芳《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专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