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基因

中华美学精神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成长发育的，中国古典艺术、古典美学是其根本，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文化是其外化形式。。

传统农耕文明及其文化系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对山水林木的深情凝望，对四季规律的准确把握，对田园生活诗意的美化，无不体现出农耕民族的自然审美偏向。中国士人推崇“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中国诗抒情言志不脱此道，诗意追求是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因而古典美学精神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情感世界和艺术创造及精神境界之中。

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易学的“简易”“变易”“不易”三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标准的基本原则，先秦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成为后世多元思想的出发点奏之峻厉，汉之雄浑，魏晋风流，南北朝之多元并存，隋之一统，唐之雍容，宋之清雅，元之粗放，明之世俗，清之古雅，各有面目，气息不同，审美情趣嬗变轨迹可循。一代之精神气质影响其艺术风格，每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又有明显差异。如唐代初期尚清新刚健，盛期尚华美开放，中期多元并举，晚期靡丽诡异。

中国古典美学把中和之美、自然之美、素淡之美奉为至高标准，在世界美学之林独树一帜。大俗大雅、雅俗共赏、雅俗转化，使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内在沟通，村夫石匠可能在造园立石中有天机野趣，世外高人担水砍柴间也解悟土风妙道。经验形态的古典美学在各类艺术品评中品味生活，艺术家则在曲水流觞、渔樵唱晚的生活嬉戏中感悟艺术真谛。

中国古典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密切联系，日用品直接成为艺术品、工艺美术中体现文人雅趣；虽然缺失话语权的实用艺术和生活审美观没能在文字系统获得传承优势，但却以器物形式实实在在支撑起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如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器、瓷器、丝绸、刺绣等，民俗文化与器物制作水乳交融，处处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意义支撑，百姓日用中见文化之道，形成传统审美品位的沃土根基。

日常生活审美中，百姓福乐人生观居主导地位；吉利祥和成为主要审美诉求；福禄寿喜成为民间艺术主题；各种谐音似形的世俗生活本福的吉兆祝福，成为实用工艺品的象征意义源头和想象空间框架，与其他文化中的宗教神话主题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浸染，则会发现很多怪诞审美意象无法解释。如五福捧寿中蝙蝠形象、马上封侯的骑马猴、大吉大利的公鸡荔枝图等，对于外国人恐怕都是无法以常识和形式规律来推断的审美怪癖。连我们早已习习惯的龙的形象，西方语境中也会认为是恶龙和丑陋爬虫，可见审美情趣与文化系统密不可分，尤其在稳定传承的民间工艺中深藏着审美文化基因密码。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0日15版，有删减）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注】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推荐3】“佛系青年”既指将“一切随缘”作为精神行为指导准则的部分青年，也指当代青年群体中出现的“做什么都无所谓，随波逐流”的一种社会现象。

看到“佛系”一词，不免与佛教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联系起来。然而，它与佛教的教义大不相同。佛教中的淡然，是经历过世俗生活的大彻大悟。而青年群体刚步入社会，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一切随缘”的态度，并不是看破社会的智慧，而是面对自身童话世界和残酷现实世界的对立时的逃避和妥协。最先使用“佛系”一词的是日本媒体，他们把喜欢独处、不愿意恋爱、只关注自身兴趣爱好的男性称作“佛系男子”，这反映了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状。但是，中国孕育“佛系青年”的社会环境与日本有本质区别。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出现是人们从追求物质生活向追求精神生活转变，是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带来的理念变化，这种转变是主动的。而中国“佛系青年”现象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被动接受，其实质是一种遁世消极的文化。

“佛系青年”一词其实是以“葛优瘫”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演变。“丧文化”是指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佛系青年”与“丧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是通过网络集群性行为和网络狂欢的形式来彰显个性，宣泄对处境的不满。同时，“佛系青年”又是“丧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丧文化”是青年群体通过娱乐与自嘲的方式对自身标签的反抗，是看似一无是处、实则蕴含内心澎湃的奋斗精神。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佛系青年”乃是通过主动贴标签的方式，为自己的颓废妥协与信仰缺乏披上一层“合理化外衣”。

“佛系青年”是一种社会偶然现象，但这种特定时期较多人具有的社会心态并不是自发性形成或者随意蔓延产生的，它的产生类似于涂尔干提出的“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框架，使某一群体中原本相似也可能相异的甚至大相径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首先，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的君子风范、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模式、广泛传播的佛教文化经过千百年的沉淀融合，所造就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集体心态已成为一种民族性的内在心理特征。其次，网络技术的开放性、网络话语权的平民性、网络空间管理的薄弱性，使得网络虚拟空间成为许多亚文化交锋、交流与交汇的基地，诞生了如“丧文化”这样的青年亚文化，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侵蚀着青年的思想意识。最后，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社会阶层上升渠道狭窄，阶层间流动性减弱，固化性增强，“有付出就有收获”为导向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受到冲击，由此引发青年群体的焦虑感与挫折感。

总之，“佛系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息息相关。

（节选自卜建华《“佛系青年”群像的社会心态诊断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