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国的自我塑造与出场

建构中国话语，其终极目标在于“话语中国”的出场。所谓话语中国，指的是由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或者说，隐匿在话语中的“中国图象”。话语中国是相对于地理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而言的，它所表征的是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是标识中国“身份自我”的文化符号。

话语中国依赖中国话语塑造自己、成就自己，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和论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大都不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也不是用眼睛观察得来的，而是由西方话语塑造的。最新的调查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中国失去了自我显现的能力。西方话语描绘的“中国图象”从材料的选择到叙事的结构，从分析的框架到思维的逻辑，从概念的选取到观点的安排，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和立场。以空间性代替了历史时间上的深度，以平面性代替了立体性，以想象和臆测代替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刻的思考，成为了一个“被拼凑”的虚拟形象。这都已经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

话语中国是一个宏大的建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与伦比的大国，离开了“中国话语”的中介，要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形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方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

话语中国的出场，构成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硬的“软实力”其实更为根本。当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话语就能够左右主导世界性问题的讨论，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发展优势必然会走向话语优势，各国在世界性问题的讨论中将会越来越注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解决人类共同性问题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建议，在破解世界性发展难题的困境中将会越来越尊重中国给出的方案。

话语中国的出场，意味着我们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独立、自强与自信。一个民族国家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主要是通过其独特的话语塑造的“民族形象”，这才是表征“我是谁”的身份密码。一个缺乏话语支撑的国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空心国家。“中国图象”如果不是由中国自身的话语所塑造，那么，这个图象就是模糊的，中国就无法在貌似趋同化的世界大背景下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就无法坚守“自我”的独特特性。

因此，话语中国的实质性出场，深层意义在于，它是中华民族保持“精神基因”纯正性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确立精神自我、界定身份密码的不二选择，是中国立于世界并在道德制高点上赢得世界尊重的重要法宝。客观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话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当然，话语中国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许我们的目标仍然在这处，但至少我们已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节选)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文先生

胡 炎

文先生很斯文，是个读书人。读书人往往有一个标志性的物件——眼镜。文先生的眼镜很普通，但是戴在他脸上，就使人显得特别儒雅。不过，这并不是文先生最突出的特征，文先生最突出的是头发，长长的一绺，盘绕在光亮的脑门上。文先生不时会下意识地用手理一下，理得纹丝不乱。

文先生原在一家企业做宣传工作。这一点，小街上的人都知道。这条小街上的人多半没什么文化，也没多少钱，文先生在这里就显得鹤立鸡群了。

这样一个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与菜贩子挂上钩。然而世事弄人，文先生所在的企业倒闭了，他成了失业者。

于是，在某个清晨，这个斯文人静静地坐在小街一侧，面前摆着一个蔬菜摊，手里捧着一本书，开始了卖菜的生涯。

老罗头照例早起，背着手在小街上晃悠。他往这个斯文人身上扫了一眼，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走近前去，上下打量一番，突然一声惊呼，差点把文先生吓得跳起来。

“嘿！文先生，是你呀！”

文先生苍白地笑笑：“大伯早！”

“咋回事，这是？”老罗头指着他的蔬菜摊。

文先生苦笑一下，说：“企业垮了，混口饭吃。”

老罗头将信将疑。他怀疑有怀疑的道理。即便文先生失业了，总该有些积蓄吧，何至于沦为小菜贩？

文先生告诉他，自己是真穷。他离婚的妻子得了重病，以前的积蓄都接济她了。而老罗头记得很清楚，当年，文先生的妻子是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那个人玩弄了她，然后弃之如草芥。”文先生说了句文绉绉的话。

老罗头把八字眉挑起来，说：“这样的女人你还接济，你缺心眼呀！”

文先生理了理头发，叹了口气，不说话。

老罗头知道自己的话触到了文先生的痛处，忙岔开话题，问文先生在看什么书。文先生听到“书”，兴致顿时高了，把书皮一亮：“《水浒传》！这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扶弱济困，除暴安良。”

老罗头哈哈笑起来。这个读书人，原来是个穷书生；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偏偏崇拜英雄，真是可笑！老罗头一路笑着往回走。他觉得，这个文先生在他眼里原是高高在上的人，一下子渺小得像一只蝼蚁。

小街人听了老罗头的活体广播后，都以为是开玩笑。然后，他们在文先生身边围成一个圈，确认了“玩笑”的真实性。这样也好，文先生不用揽客了。他的蔬菜洗得干净，水灵新鲜，很是惹眼，不多时，便在大家的嬉笑声中被一抢而空。

这样过了几天，小街人不再像看猴似的看待这个落魄的读书人了。但是，麻烦又来了。

“生意不错嘛！”二眼子说。二眼子人高马大，站在文先生面前，像座黑塔。

文先生不认识他，问：“您买菜？”

二眼子插着腰，虎着脸，朝旁边的摊位使了个眼色：“去打听打听，啥叫规矩。”

文先生这才发现，旁边的摊贩都在盯着他。盯着他的，还有老罗头。老罗头朝他招招手，文先生走过去。老罗头的嘴贴在他的耳廓上，一团湿热的气流钻进了他的耳孔。文先生明白了，这条小街背后有一只手，二眼子是来收保护费的。

“朗朗乾坤，岂容他胡作非为！”文先生义愤填膺了。

老罗头赶紧捂他的嘴：“连警察都拿他没办法，你逞什么英雄？算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文先生不答话，回到摊前。二眼子伸出手，文先生不理，捧起《水浒传》来读。二眼子急眼了：“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说着，一脚踹了蔬菜摊。文先生的目光还在书上，有点处乱不惊的气概。待二眼子走出几步，文先生把书放下，拿起秤砣，一声怒吼，砸在二眼子后脑勺上。

一时，四周鸦雀无声。

文先生的眼镜掉在了地上，被他情急中踩断了一条腿。他蹲下身摸索了一阵，找到眼镜，把这副断了腿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文先生的头发垂了下来，看上去有几分滑稽。喘了几口气，文先生拿出手机，拨了“120”，又拨了“110”。

警察来的时候，二眼子已经坐起来了，后脑勺鼓了个包，却没见血。二眼子想跑，被警察摁住了。文先生拿起《水浒传》，朝众人看了一眼，竟然露出一丝微笑。走上警车时，他理了理头发，那绺垂落的长发，顿时纹丝不乱地回到了脑门上。

(选自《百花园》2016年第8期，有删改）

儒家强调“仁”，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被训为“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这提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即社会性和群体性。李泽厚先生认为，“‘仁’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因此，儒家从一开始就不将目光单纯地投射到人的自身修养，而更强调对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义务承担，儒家个人价值的最高表现始终都是兼济天下，自我修养只是为兼济天下所做的准备，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同时，儒家又敏锐地体察到了人性的软弱与自私，因此，儒家不同于墨家的兼爱，而强调有差别的爱；不同于墨家的平等观念而强调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以亲亲为基础，以孝悌为纽带的具有等级差别的秩序，即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

不同于儒家着眼于社会性和群体性，道家更追求一种封闭性和稳定性，即所谓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类似于桃花源般的境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老子着眼于人的固定性与封闭性，既不赞许人的迁徙与流动，也不赞同人与外界有过多的交流，希望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格局中得到自然中的满足。此外.区别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道家更强调将人看作一个独立的具有个人价值的生命个体。

儒家与道家一主外，一主内；一个强调群体性，一个强调个人性。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建构，在中国长期的乡土社会中实现了奇迹般的协调，共同影响了古老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一方面，由于儒家对群体性的强调，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关系、交情与伦常的社会，即所谓的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同时，由于儒家强调有分别的爱，因此中国乡土社会格局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仿佛“同心圆波纹”似的“差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先生提示我们“这个传统结构的差等格局具有伸缩性……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变化”，归根到底，这也是儒家“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观念的体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乡村又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在人与地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地域性，所谓“生于斯死于斯”即是如此。中国乡土社会对土地、对家乡有种极强的依恋性，人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使离开家乡也必要落叶归根。这种“洞穴情结”追本溯源即来自老子的道家思想。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则有着极强的封闭性，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基本模式即是这种封闭性的体现，而这也多少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摘编自袁子墨《从乡土中国看儒道互补》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对数据背后规律的探寻，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比如，电影行业对票房、排片率、上座率等数据的关注但直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在线文艺作品最后的“黑匣子”才真正打开，如今，所有观影数据、用户交互数据、播放表现、演员等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成一些固定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面貌，已经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

比如，“选角”是大数据应用的一大场景，大数据算法可通过舆情数据提炼出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和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就是由大数据参与推荐的。除了选角，大数据还能指导剪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反应，比如何时拖动视频进度条快进等等，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从而让制作者对观众喜好判断有据可依。而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机器甚至可以智能生成精彩短视频（如进球瞬间），直接成为内容生产的一环。此外，在“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下，不同用户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首页是不同的。就算是看到同一内容，其封面图和推荐文案也可能是量身定制。

大数据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大数据描述为文艺创作的“爆款炼金术”。用数据说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节目反馈“不确定性”，提升“爆款”命中率。另一种观点则将大数据置于艺术家“创意”“灵感”的对立面，认为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显得虚妄。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文艺作品具有特殊属性，用大数据描绘它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但否认科技与艺术在当下深度融合的趋势同样不可取。事实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

因此，应合理认识大数据在文艺创作中的参考价值，善于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捧。通过分析数据，有助于了解观众喜好和习惯，认识当下艺术潮流创作方向，从而为创作提供参考。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甚至可以将人力解放出来，使创作者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到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中去。

但大数据提供的参考仍然是有限的，观众浅层的娱乐需求容易归纳，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却不易探究。“爆款”没有标准计算公式，一部文艺精品诞生依靠的是艰苦创造和不断创新。如果本末倒置，以为集纳了大数据推荐的流行元素和吸睛话题就高枕无忧，没有在打磨作品上下足够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此外，对大数据的过度依赖，容易带来统一标准趋向下的跟风与同化，使作品缺乏艺术个性和创新。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如果单凭大数据监测，“诗词”算不上热门元素但节目传达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质感，仍使它赢得观众喜爱，节目的模式创新和创作者的文化坚持才是作品的核心竞争力。

大数据不能取代人的创作，但它可以在文艺创作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有益参考，赋能更多好作品。

(摘编自《善用大数据，赋能好作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材料一：

所谓“礼”，是用一整套“名分”次序的排列制度来别亲疏，定上下，立尊卑，序长幼，明贵贱，分远近，以确定人们的义务、道德和生活。“礼，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有别。”（《礼记·乐记》）“礼”的功能是“别异”，这个“别异”是通过一系列的“名”来建立和确定的，“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左传·桓公二年》）儒家强调“名”整理出秩序和规范，由之构成一个有明确差异和严密区分的社会统领系统。

礼有几个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礼是实践，实践强调的不是人的内心活动，而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举止。“礼”的许多仪式、规矩、准则、范例，都是针对人的活动、行为、举止、言语甚至面容而设定的，而且必须有顺次、有规则、有秩序地去做。“无礼则无以措手足”，礼的实践性可以到这个程度。“礼者，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刘熙《释名》）合乎礼数的周旋酬对、俯仰往还，无不是通过切身实践，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到位，得体、适宜、合度，使人世各种关系在这实践过程中得到合适的落实。“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礼是最重要的，祭祀把人的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的活动即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并且以语言、名分确定下来，不能违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譬如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由于与死者关系的名分不同，披的麻、戴的孝并不一样，不同的身份、关系、地位、等级，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同的情感表现。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点黑，动作、姿态、言语、次序等，区别不大。礼是现实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违背的实践法规，是不成文的“法”。

礼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不仅是祭祀的时候，而且通过祭祀，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安排、规定好。中国的家族系统和制度就是以丧礼“五服”等差秩序来制定、规范、推扩出来的，把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包括衣食住行等，进而把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创造为“仁，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方式来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从此以后，尽管历代有许多增删变异，其基本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

为什么能这样长久传承延续呢？为什么这么一套烦琐的生活规范，却必须严格遵守、履行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礼”有神圣性。正因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礼来源于巫，巫术里面有神明，因此这些“礼”的规范不单是人间的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的。违反了礼，不仅是违反了人间的习俗、规矩、法规，而且更严重的是触犯了神明，那当然就要遭到各种灾难、惩罚，民间一直有不孝子孙要遭天打雷劈的说法。所以人的“行”必须符合“礼”的规范，才能与神明、与天地合拍和沟通。所有这些，都恰恰是保留了巫术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是把它完全世俗化、理性化了，成了人间的一种神圣的秩序。许多学者讲，宗教与世俗的很大区别就是，宗教是超乎经验的世界，世俗是经验的世界。而中国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是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

（摘自李泽厚《“礼”的三特点》）

材料二：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的功能，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底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礼仪伦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重建与更新，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传统礼仪在新时代的融合与转化，对于家国情怀的培育、社会文明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公民道德教育与新的伦理人格养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