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秦朝建立之初，中央推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推行郡县制，严格控制权力的归属，建立起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保密制度也日渐完善。秦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实行保密制度，对于泄密之人有严格的刑罚，并规定专人传送公文，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保密措施。而由于秦始皇确立了皇帝身份的至高无上性，秦代初期的保密信息侧重于皇帝本人的行踪，包括居所、行为言论甚至死亡信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所记载：“（秦始皇）所居宫毋令人……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而对于君主言论的保密更甚。秦始皇曾因怀疑随行人员泄露了他说的话，下令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皆杀之”。除了上述的明确保密要求，统治者还要控制知情范围。秦始皇在外巡行过程中驾崩，随行贴身官员选择秘不发丧，除丞相李斯外，只有“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由于保密措施严密、知情范围控制严格，其真相在公布前始终未泄露。正是因为早期保密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保密制度可能误入“歧途”，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在这种严苛的保密观下，自然催生出官吏的自身警惕性。《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体现了当时官吏的为官之道。

在史料中，能够发现当时的统治者曾经通过颁布诏书、制度约束等多种方式，告诫各级官员要注重保密工作，并着重强调了泄露秘密的后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天子之命为制，天子之令为诏。”在明确分类的同时，秦代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公文起草、送呈、归档的机构，负责人称为“尚书”。尚书机构的所在地，戒备森严，有利于公文的安全保密。不仅机构秩序森严，对出任尚书的官员也有保密要求，“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关于公文收发的程序也有《行书律》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搭配日月夙暮。”

为防止公事文书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秦代专职人员都要对公文进行一定的处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发展到秦时，将文书的保密处理称为“封”。《法律答问》中记载：“丢失公文，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意为丢失公文，以罪论处，其后即使自己找到了所丢失的公文，但所论之罪仍不应免除。秦代对档案归档也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商君书·定分》记载：“有铤钥，为禁而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通常情况下，档案正本存于中央禁室，副本存于皇帝殿廷禁宫、丞相御史大夫府及郡县，并规定私自进入禁室偷看档案者、改削者死罪，进一步保障了档案安全，防止泄密。

（摘编自蒋怿旻《秦代保密文化漫谈》）

材料二：

唐律不仅在宏观上清晰审慎地作出保密规定，还在各分则中考虑周全，未有疏漏。如《杂律》规定“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这一规定使得涉密人员更加严于律己，提高职业操守。《卫禁律》规定“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擅兴律》规定“诸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放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这些刑罚制度对泄密罪作出比较明确系统的规定，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据。唐宪宗时期，官吏张宿“自布衣授左拾遗……数召对，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语，贬郴丞十余年”。

在唐代的诗歌中，保密文化信息也有诸多隐藏其间。《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一首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两句为“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叙说两个宫女见面，本想说说心事，一看鹦鹉在前，怕它学舌泄露给别人，只好闭口不言。唐代中期著名诗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严重挫折，便借诗歌抒发自己的愁闷：“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更为知名的是“诗圣”杜甫，任左拾遗时曾撰写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意为怕别人见到自己上奏皇帝的报告，就把草稿烧毁以免闲人说自己邀名；骑马上朝觉得太张扬，于是挤在狭小的马车里，好像鸡栖息在笼子里一样。古人曾对此作出评论，“明朝有封事，谏臣之心。避人焚谏草，大臣之体”，从大众的角度对杜甫谨慎的行为表达了赞许的看法。

（摘编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8期）

国学，何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

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 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等思想都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求是的初衷。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是什么？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

（摘编自《学理论》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大力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系列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系列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特区精神、劳模精神（包括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系列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系列精神。这些内涵丰富的精神共同构筑了彰显中国共产党精神品质和精神力量的完整精神谱系。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非常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独具特色的精神谱系。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力量，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丰厚精神滋养。

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赋予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继续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力量，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百多年前，面对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创建了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此后，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坚持与人民风雨同舟，始终不忘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精神表达，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雷锋精神到杨善洲精神，从红旗渠精神到抗疫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鼓舞着党和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又蕴含着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普遍真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和强大生命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传承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继续将其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结合我们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一路走过的光辉历程，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开展系统研究、关联研究、比较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挥作用提供丰富学理支撑。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解读诠释，向干部群众讲清楚精神谱系的基本构成、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驳斥歪曲党的历史、衰读英雄、贬低经典的错误观点，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既要运用好丰富的历史遗迹和历史遗存，也要运用好新型科学技术手段。应顺应传播趋势，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融合，利用好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加强网上红色精神展厅等阵地建设，强化对先进典型、英雄楷模的宣传，深入讲好革命故事、党的故事。加强传播方式和话语方式创新，运用好移动应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真正入脑入心。

红色资源是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活教材。要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顶层设计，明确职责分工，确立工作规范，理顺体制机制。整合工作力量和资源，推动跨区域交流合作，提升研究开发水平，携手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和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发掘保护利用好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遗址、遗迹、场馆、文物等，特别是把一些标志性教育基地建设成传承精神谱系的生动课堂。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仅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滋养灵魂的重要资源，也是人民群众提升道德境界的重要载体。要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宣传教育与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运用好基层文化阵地和各类活动平台，精心培育根植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让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润广大群众的心田。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起来，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当中，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徐连林、彭世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