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二两三事

季羡林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晚年的季羡林，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陈寅恪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说，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读《胡适论学近著》受启发而写的《浮屠与佛》。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张中行先生认为，季羡林先生一生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他的家虽然房间还算多，但大都成了书库，剩下的几间生活用房，也是陈旧简单，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陈设。而季羡林的布衣粗食，更是让接触过季羡林先生的人印象深刻，他永远是穿布衣制服，是那种很耐穿的咔叽布料做的，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工友，绝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那样大学问和社会地位的著名学者。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百度百科）

②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传记》）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 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遵循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摘编自韩东晖《“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有什么价值？》）

酒仙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爷语气很淡又很坚定，央杂着些轻蔑。日军少佐美津智朗，打量了一眼清瘦的张三爷。

哟西，有胆量。

四十碗酒斟得满登登的，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做了个“请”的手势。你的，一碗酒放一个人，四十碗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爷，德州武城人，居武城瓦房胡同。几十年过去，老人们仍旧记得张三爷身着长衫，挽着袖口，右手平端一碗鲁北烧酒，秦然自若地端坐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的情景。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时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团，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就已经端起；日头落入西山，张三爷才将酒碗放下。张三爷微抖长衫、背着双手、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张三爷的碗里。张三爷报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冷汗直流。柴掌柜闻声颠颠地跑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爷泼了三碗，腥，涩，火嫩·····一时酒气飘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阵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步履轻盈，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不喊三爷口称三哥，轻移金莲来到张三爷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爷脖子一仰滴酒不刺。好一碗“女儿红”，好酒好酒。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柴掌柜就是不吐口，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捆了柴家四十口人。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那边绳头就松了二十个。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惊得瞪目结舌。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抖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捆柴掌柜的绳子一松，柴掌柜瘫倒在地上。

喝到三十八碗的时候，张三爷眼皮发木，视线模糊，被相着的柴家大女儿和新女婿双双注视着张三爷，张三爷对柴家大女儿微微笑了笑。

最后两碗酒，张三爷咕咚咕略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鸣哩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野蛮无酒德？告诉你，关于酒德的记载，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有“饮惟祀”“无彝酒”“戒溺酒”等记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我中华民族，竟敢陈说礼法，简直岂有此理！

张三爷不觉兴起，滔滔不绝，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吕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式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爷精通日语且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个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踪影。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爷。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来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者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一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只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画的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进入新世纪，通俗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与网络文学结合，发展出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叙事方式，形成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学大潮。近年来更借助“网文出海”这一海外传播潮，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当前我国通俗文学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显示出巨大优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达4.3亿人，网络文学作者达千万之多。如此之多的作者同时进行小说创作，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极大释放了文学生产力；近年来，不仅科幻小说异军突起，“新武侠”方兴未艾，而且网络文学也发展出诸多不同类型，在各种大的类型之下又不断细分，读者阅读的“刚需”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代表性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如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网络小说作家唐家三少、猫腻、天蚕土豆、阿耐等，这些知名作家的出现开创或提升了某一类型的创作，推动了类型文学发展；另外，与读者充分交流互动，并在互动中创造新的文体与新的交流形式。

通俗文学要推出经典，走向高峰，需要汲取历史上优秀通俗文学创作经验。具体说来，就是要有精品意识、创造性和担当精神。

精品意识就是要对创作、对读者认真负责，每一部都倾尽全力去写，争取立得住、留得下。金庸武侠小说一共15部，大多是精品，刘慈欣凭一部《三体》，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文坛。现在网络文学创作往往要日更数千字，这使不少作者疲于奔命，顾不上精心构思、细心推敲，与精品追求构成一定矛盾。当年张恨水、金庸等人的小说也是在报刊逐日连载，但他们的创作态度极为认真，金庸小说成书后经历两次精心修改。这种创作态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学作家学习和借鉴。以网络小说创作为例，平台和作者不应一味追求写作速度和数量，而应把创作质量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外，许多网络小说都会经历实体出版的过程，作者应珍惜这一修改打磨的机会。

创造性就是要有独特发现，并以独特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通俗小说大多是类型化写作，好处在于轻车熟路，有固定模式可循，作者易于创作，读者易于接受，但问题在于缺乏新颖性，读多了难免有雷同之感。类型是通俗文学的重要资产，只有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通俗文学才能保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于此，作者的创造性便突显出来。如何突破固有模式，融入个人独特创造，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本事和胆识。这要求作者既对时代变化保持敏感，又广泛吸取严肃文学创作经验，实现新的文学创造。

担当精神就是要有高远文学追求，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大众性，使其易于为读者接受，也易于与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联动而形成文化产业链，进一步扩展通俗文学与大众的沟通和连接。这种严肃文学难以比拟的传播力度和广泛性，对通俗文学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以通俗方式回应读者需求，同时保持较高的精神格调，对读者有所引领和提升，是通俗文学作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通俗文学作家应努力创作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作品，力求做到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摘编自李云雷《打造当代通俗文学经典》）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算法是指计算机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的计算步骤，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预测推理。当前，算法技术广泛融入线上线下的各种应用场景，在提供各种便利性的同时，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算法作恶”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算法自身不会对人们造成直接的危害，一般是通过算法的运行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带来影响，算法作恶背后的心理效应主要包括回声室效应、信息茧房和尖叫效应等。

回声室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分享变得更加便捷简单，但也在无形中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使得人们更重视跟自己的假设或信念一致的事例。目前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用户的搜寻结果，进一步提供内容相近的网络信息，这种让人产生“挠到痒处”的心态反而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当我们越喜欢看某一类的文章，算法就越会更多推送类似的内容，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加深自己原本的想法，即便自己原本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是正确的。

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一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内容，久而久之，会陷入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中。信息茧房会加剧网络用户群体的极化，群体内的成员与外部交流会大幅减少，群体成员因为拥有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内部趋同的特征愈发显著，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心胸狭隘等不良心理，并诱发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

互联网平台的功能设置中，有时为了规避用户的反对，将一些体现个人自主性的设置隐藏很深，一般用户面对眼花缭乱的设置，很多情况下只能接受系统的缺省设置，将自主性完全交由平台。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不自觉地陷入平台算法推荐的信息中，对推荐内容感到高度满意并很难感知到自身的信息受限。算法借此不断培养用户对平台的依赖，久之，用户信息接收维度变窄，获取渠道单一，在单调的信息交互中形成特定的兴趣习惯，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

尖叫效应是在资讯传播中得以显著体现，通过非法剪拼改编的惊悚、恶搞等低俗内容，迅速引发人们的大量关注，无论是从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还是引发人们的指责批评，都能获取高额的流量和点击率。在网络关注为王、流量为王的导向下，这种效应会成为一种传播的价值导向，吸引更多人制作违反道德、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在众多平台的裂变式传播下，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不良影响，算法就会沦为尖叫效应的帮凶。

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双刃剑”效应不可避免，但是考虑到商业的逐利内驱力，如果只寄希望于商业机构的自我约束，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如何在充分发挥算法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约束，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问题。

目前出现的一些超级平台，能够通过手中掌握的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对用户偏好的准确把握，并且有能力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在资本的驱使下，仅仅通过“向善”的宣教很难达到效果。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约束算法在合规的范围内被使用。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是欧洲联盟于2018年5月25日出台的有关信息保护的条例。GDPR面向所有收集、处理、储存、管理欧盟公民个人数据的企业，限制了这些企业收集与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权限，旨在赋予欧盟公民对个人数据的更多控制权。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循“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即在处理个人信息前，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相关事项，并应取得个人同意。该法明确规定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并加大了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个人维权的难度。

GDPR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对中国互联网的冲击是巨大的，将对现有的基于搜集个人信息和隐私驱动的营收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算法在合法范围内被使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技术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堵住不断出现的算法作恶的新漏洞。加强行业自律，加强算法的道德和伦理建设是必要的。但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仍然会有平台游走在灰色的边缘地带。个人信息保护法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形成针对个人信息不法使用的包围圈。

大力保护用户的个人自主性，平台应该将个人自主性设置交由用户，向用户充分解释各项自主性设置的功能，使得用户能够对平台信息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在信息提供方面，平台应该对所有的信息平等对待，而不应该设置排他性的使用条款；扩大算法的信息披露力度，即作为算法的相关主体及利益相关方应该披露算法的运行原理，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漏洞以及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危害。

为了实现网络环境的风清气正，必须纠正“算法没有价值观”的价值判断。网络平台运营者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发挥算法向善的一面，防止其成为不良内容传播的帮凶，以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来规范和指引算法应用，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朱廷劭《算法技术人文应用中的向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0期）

自然与雕琢

①所谓自然之美，是指作品清新而无雕琢气。

②汤惠休论谢灵运与颜延年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又《南史》载：“颜之问鲍照，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秀，亦雕绘满眼’。延年终身病之。”

③雕琢章句是六朝文学创作的普遍趋向，钟嶸针对时弊，提倡艺术表现上的“自然英旨”。钟嶸认为，当时创作违反“自然”的艺术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良倾向，一是用事用典，一是宫商声病。这里要谈的是关于用事用典如何有损于自然美的问题。

④刘宋直至齐梁，写文章作诗盛行用典故，甚至发展到把一个人腹内装典故的多寡视为学问多少深浅的标志。为了矫正时弊，钟嶸提出“直寻”的主张，要求诗人到现实生活中观察社会，摄取创作的资料营养。

⑤“直寻”说出了艺术美的思想内容来自生活“直寻”是诗人面向生活，从中汲取素材，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语言再现生活。就以颜延年来说，当他面向自然景物时，写出的诗句便有声有色，既真实又清新自然。陶渊明是一位在艺术表现上最有自然之美的诗人，比起谢灵运写景更高一筹，陶诗的自然之美，当然有作者天衣无缝的技巧，但何尝不得助于他对田园生活的深刻体会？非“直寻”，依赖用事用典作诗，从根本上说是违反了文艺再现生活的原则。舍源逐流，颠倒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写出的东西，怎会不轻者受拘束，有伤“真美”，重者“殆同书钞”呢!

⑥从文艺表现形式说，自然之美的形式离不开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文艺既然不是生活的原始照搬，就存在着物化的技巧问题。尽管艺术家们都反对雕琢气，可是实际上任何艺术创作都是既雕且琢的，包括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包括“芙蓉出水”的谢灵运的诗篇，包括苏东坡“行云流水”似的文章，包括近人潘天寿盖上“不雕”印章的画，等等。我以为，古今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雕琢之事概莫能外，只是高明者雕而无痕，拙逊者“雕绘满眼”而已。

⑦作为自然之美，在表现上是一番创新，而非袭陈言。陆机《文赋》云：“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说出了根本。前一句是（甲），后一句是（乙），试想哪篇脍炙人口的诗给读者以自然之美的享受而不是独出心裁的创造呢？没有。有人以艺术家的才气如何来划分，认为才气横溢的人如李白、苏轼，纵手成文，全无琢痕。这只能是一个方面的因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晚年又精心研究诗律，可谓在艺术表现上一向用功的诗人。但他的诗予人一气呵成的感觉，同样达到天衣无缝。从上述诸多诗人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艺术美的形成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