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严复翻译穆勒的那本名著《On   Liberty》时没有照原书名直译，而是另起名曰:《群己权界论》。这个书名不仅准确表达了穆勒原书的核心思想，而且比原书名表达得更精辟。“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民主与自由、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各有其界限，这就是“群己权界”。用“群己权界”这四个汉字来表达现代文明的基本精髓，其实在西方语言中，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说法了。仅此而言，中国人理解现代文明的能力一点儿也不差，只不过由于历史的机缘，这种文明最初是出现在西方。

人有个性，同时也有社会性。因此人的事务也历来有两个领域:有些事务属于个人领域，有些事务则属于公共领域。属于个人领域的事务，例如婚姻，个人应当有处理的权利。当两个人的个人权益发生关系时，就导致了双方都认为有利的自由交易原则。而属于公共领域的是关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组成公众的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总和，他们因此都应有选择权。但由于公共利益不可分割，因此公共选择只能满足尽可能多的成员而无法满足所有成员的偏好。这就是民主和多数决定原则。

这两种原则不能颠倒互用。一个人钱包比较鼓，如果大家决定开个会举个手把里面的钱分了，那一定会少数服从多数，但这显然是荒谬的，他要是不乐意，大家就制裁他，这就叫多数人暴政。国库里钱更多，而且是全民所有的，里面必然有你的一份，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份提出来盖个别墅？你不是有财产自由权吗？然而无论中外各国，过去的确都有这种颠倒的时代:一方面公共权力支配个人事务，例如婚姻不由个人而由“家族的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来决定。另一方面，公共事务又由个人或小集团专断，例如封建时代所谓的“家天下”。而且这两种现象往往同时存在，用严复的译语来说就是:“己”域无自由，而“群”域无民主；或者，“民主”误用于己域，而“自由”误用于群域。

纠正这样的“误用”，就是现代化的根本之义。现代文明中有左、右派之分，但他们在“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这两个原则上实际上并没有分歧。这也是大家都要“反封建”的原因。但在这种界定的分歧中便形成所谓左右的对立。

但是，在更广泛的领域“群己权界”则清清楚楚，属于左右派的共识，比如法律属公域，言论属私域。这些共识可概括为三点。一、私域自由、公域民主是两派公认的；二、私域公域必须划分而不能混为一谈也是两派都肯定的；三、对一些最基本领域的公域私域之分两派也有共识。脱离了这三点构成的共同底线，就不是什么左右之争了，而是背离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

材料一：

“笔记”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但“笔记”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传统。先秦诸子散文中许多征引神话传说、轶事传闻来阐明政治主张的论辩素材，也是笔记的源头。我们熟知的《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也有“笔记”之意。章太炎说：“《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论语》……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矣。”

中国历代笔记浩如烟海，体系非常庞杂。近人刘叶秋先生撰有《历代笔记概述》，将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三类。前一种近似于古人所称的“说部”“小说”。而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有人视为历史笔记，有着补正史之缺的重要史料价值。“考据、辩证类”则是比较狭义一些的学术笔记，以随笔等形式记录作者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

中国古代学术笔记源远流长，两汉经注、章句训诂实已开学术笔记之先路。大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以大量的志怪笔记为特色，唐代笔记以历史补逸、轶事、琐闻为大端。考辨类笔记从杂史琐记中真正分化出来，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学术笔记随着宋代考据与辨证之学的发展而兴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等是古代学术笔记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出入百家，考辨色彩浓厚。学术笔记在元代得以继承，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分别为元代初年和末年学术笔记的代表作，记叙、考证、议论兼具。明代虽有学风空疏之讥，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尚为可观。

清代学术笔记蔚为大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学术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并且开列出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最可观者”十余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的学术笔记有500多种。学术笔记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便开清代朴学之风。立足不同时期的清代学术笔记，我们能够一窥清代学术的演进路途。

（摘编自杨艳秋《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古代学术笔记的传统》）

材料二：

札记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著述形式，又称杂识、杂录、笔谈等，今人常以“笔记”一名统之。古代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包罗宏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无所不赅。在种类多样的札记体著述中，有一种是以学术问题探讨为主要内容，可称之为学术札记，其间多有真知灼见，是古代学术园地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

札记为古人求知修学所倚用，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古代的学术札记十分发达，成为传统学术的重要载体。以清代训诂学研究为例略作考察，即可知札记是清代学者训诂研究成果常见的载体形态。清代（尤其是乾嘉两朝）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者在训诂研究上的所闻、所思、所得，有很多是以札记来承载和呈现的，如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等学术札记，其中就多有训诂探究的内容，借此能窥见当时训诂学研究实绩之大略，甚至可以粗知清代学术的内涵、特点等。

古代学术札记多是学者们在学术兴趣的驱动下潜心钻研、深造精诣而获得的成果，或记下了学者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时乍现的灵光，或载录了学者经久探索某一学术问题所得的结果……其中多有新创之见、精粹之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以乾嘉学术札记的训诂研究为例，其中无论是微观的具体训释，还是宏观的理论探讨，多有精义妙论。清胡培翚说：“（乾嘉）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清凌扬藻也有相近看法：“盖传注之文，全释一经，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杂家之言，偶举一义，大抵有所独得，乃特笔于书，说多可取。”可见，乾嘉学术札记所载者，多有作者在经义训诂上的创新自得之言，其价值有时甚至超过通释全经之书。

古代札记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有感而发，信笔所至，了无拘束。正如吕叔湘所言：“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因此，古代札记在形式上显得自由洒落、散漫无制。学术札记也当然如此，随意抒写，不事雕琢，更不措意于体系形式的建构，通常没有规整的结构框架和绵密的显性体系。

古代学术札记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内在的思想理路。对一部学术札记或若干相类的学术札记进行总体性观照就会发现，尽管其中的论述文字显得零碎散杂、漫无统纪，但实际上往往是围绕特定的学术论题或论域来展开研讨的，彼此关联，暗含着立体化的、动态生成的隐性系统。比如，乾嘉时代众多学术札记中的训诂理论材料，零珠碎玑般地散见于各处，羼杂于考据性文字之中，缺乏独立的显性体系，但如果从论题或论域的视角进行宏观审视，整体把握和解读这些分散的碎片化理论材料，则知其中蕴含着相通的思想因素，潜藏着内在的知识构架及其逻辑秩序，有其隐性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包括训诂条件论、训诂对象论、训诂体式论、训诂方法论等部分；其每个部分又包括若干方面，如其中训诂方法论包括因声求义、依形解义、考求故训、循文求义、旁通互证等方面。

总之，学术札记是我国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前人的学术精髓和学术智慧，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应予珍视，并善加借鉴和利用。

（摘编自曹海东《学术札记与中国古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