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迷路

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确定方向寻找路径并不是什么难事，以金黄地鼠为例，即使把它的双眼蒙上，并七拐八转地带到一个远离巢穴的地方，它们还是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并且以直线路径“飞奔”回家。鹅、蟾蜍以及蜘蛛也都表现出类似的本领。

然而，人类的寻路本领远不及这些动物。在一项测试中，研究人员让被试者蒙上眼睛，从起点走到终点，再返回起点。但是，没有一个被试者的表现令人满意，他们不是走过了，就是没走到。看来，现代人的导向能力天生就很差。

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在回想回家的路时，人脑海马区的某种神经元放电剧烈。这说明，人脑具有专管导向能力的神经元，而且，这些神经元的位置与在大鼠、猴子和金鱼大脑海马区中发现的类似。既然如此，为何人们还会迷路呢？

研究人员测试被试者在虚拟迷宫中的导向能力。迷宫中布满了“捷径”，似乎通过这些“捷径”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稍微掌握点几何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捷径”其实是“陷阱”，根本无法到达目的地，但是，被试者却义无反顾地掉进“陷阱”。这项测试表明，人在判断方向时，几乎不考虑几何学知识，而是通过路牌指引回家的路。即使依靠建筑，我们也只是参照建筑告诉我们该左转还是右转，全然不理会这些建筑的空间分布。

早期人应该也是通过几何学知识定义周围世界，判断方向的，但是，随着人脑的逐步开发，脑袋里储存的经验越来越多，推理能力越来越强。慢慢地，人类逐步丧失了这种精确的导向能力，而是通过推理和经验，通过建筑和路牌，寻找回家的路。

早期人大都以游牧生活为主，居无定所。居住地相对空旷，周围世界几乎一成不变，要不就是沙漠，要不就是雪原，根本没有路，又何来的建筑？于是，他们通过推理和经验指引方向。后来，世界被划分成国家、城市、地区、街道，有了公路，有了建筑也有了路牌。为了找到回家的路，人们绘制出地图；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发明了全球定位系统（GPS）。现在，人们以来各种工具为自己指引方向。但是，麻烦在于，与动物精确计算方向和距离的导向能力不同的是，通过周围环境的标记或各种工具来指引方向容易出错，从而完全迷失方向。

人类的导向能力与动物的相差甚远。不过，尽管我们经常迷路，但我们某些方面的寻路本领并不差。我们也许走出商店后忘记回家的路，却能遨游互联网；我们或许会在丛林里迷失方向，却能登上月球。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惋惜丧失的精确导向能力，而应该珍惜我们获得的丰富的生活空间。为了生存，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时刻锻炼自己的能力，无论是失去还是获得，我们都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繁衍生息。

（选自《科学画报》，有删节）

木鱼馄饨

林清玄

⑴深夜到临沂街去访友，偶然在巷子里遇见多年前旧识的卖馄饨的老人，他开朗依旧，风趣依旧，虽然抵不过岁月风霜而有一点佝偻了。

⑵四年多以前，我 客居在临沂街，夜里时常工作到很晚，每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阵清越的木鱼声，总是响进我临街的窗口。那木鱼的声音非常准时，天天都在凌晨的时间敲响，即使在风雨来时也不间断。

⑶刚开始的时候，木鱼声带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往往令我 停止工作，出神的望着窗外的长空，心里不断的想着：这深夜的木鱼声，到底是谁敲起的？它又象征了什么意义？难道有人每天凌晨一时在我住处附近念经吗？

⑷在民间，过去曾有敲木鱼为人报晓的僧侣，每日黎明将晓，他们就穿着袈裟草鞋，在街巷里穿梭，手里端着木鱼滴滴笃笃的敲出低量雄长的声音，一来叫人省睡，珍惜光阴；二来叫人在心神最为清明的五更起来读经念佛，以求精神的净化；三来僧侣借木鱼报晓来布施化缘，得些斋衬钱。我一直觉得这种敲木鱼 报佛音的事情，是中国佛教与民间生活相契一种 极好的佐证。

⑸但是，我对于这种失传于阎巷很久的传统，却出现在台北的临沂街感到迷惑。因而每当夜里在小楼上听到木鱼敲响，我都按捺不住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⑹冬季里有一天，天空中落着无力的飘闪的小雨，我正读着一册印刷极为精美的金刚经，读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段，木鱼声恰好从远处的巷口传来，格外使人觉得昊天无极，我披衣坐起，撑着一把伞，决心去找木鱼声音的来处。

⑺那木鱼敲得十分沉重着力，从满天的雨丝里穿扬开来，它敲敲停停，忽远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庙里读经时急落的木鱼。我追踪着声音的轨迹，匆匆的穿过巷子，远远的，看到一个披着宽大布衣，戴着毡帽的小老头子，他推着一辆老旧的摊车，正摇摇摆摆的从巷子那一头走来。摊车上挂着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随着道路的颠踬，在微雨的暗道里飘摇。一直迷惑我的木鱼声，就是那位老头所敲出来的。

⑻一走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卖馄饨的摊子，我问老人为什么选择了木鱼的敲奏，他的回答竟是十分简单，他说：“喜欢吃我的馄饨的老顾客，一听到我的木鱼声，他们就会跑出来买馄饨了。”我不禁哑然，原来木鱼在他，就像乡下卖豆花的人摇动的铃铛，或者是卖冰水的小贩手中吸引小孩的喇叭，只是一种再也简单不过的信号。

⑼是我自己把木鱼联想得太远了，其实它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劳苦生活的工具。

⑽老人也看出了我的失望，他说：“先生，你吃一碗我的馄饨吧，完全是用精肉做成的，不加一点葱菜，连大饭店的厨师都爱吃我的馄饨呢。”我于是丢弃了自己对木鱼的魔障，撑着伞，站立在一座红门前，就着老人摊子上的小灯，吃了一碗馄饨。在风雨中，我品出了老人的馄饨，确是人间的美味，不下于他手中敲的木鱼。

⑾后来，我也慢慢成为老人忠实的顾客，每天工作到凌晨的段落，远远听到他的木鱼，就在巷口里候他，吃完一碗馄饨，才开始继续我一天未完的工作。

⑿ 和老人熟了以后，才知道他选择木鱼做为馄饨的讯号有他独特的匠心。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种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致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粽子的人大声叫嚷，是他觉得有失尊严而有所不为的，最后他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

⒀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

⒁我吃老人的馄饨吃了一年多，直到后来迁居，才失去联系，但每当在静夜里工作，我仍时常怀念着他和他的馄饨。

⒂老人是我们社会角落里一个平凡的人，他在临沂街一带卖了三十年馄饨，已经成为那一带夜生活里人尽皆知的人，他固然对自己亲手烹调后小心翼翼装在铁盒的馄饨很有信心，他用木鱼声传递的馄饨也成为那一带的金字招牌。木鱼在他，在吃馄饨的人来说，都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⒃那一天遇到老人，他还是一袭布衣、还是敲着那个敲了三十年的木鱼，可是老人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想，岁月在他只是云淡风清的一串声音吧。我站在巷口，看他缓缓推走小小的摊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一直到很远了，我还可以听见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

⒄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宋代是礼仪重建、礼下庶人、礼俗融合的时代。婚礼文书的使用深入到士庶的生活之中，婚礼文书种类更为丰富庞杂，无论是在士大夫婚礼还是在民间婚礼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礼仪物品。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所载，两宋都城嫁娶有通草帖、细帖的习俗，下财礼之时则要呈送装帧讲究的礼书。宋人文集中收录了一些婚礼文书。元代延续了这一礼俗，元人文集和元代日用类书中有着相类似的婚礼文书的收录和辑录。 

辑录婚姻礼仪知识的《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刊印于南宋末年，分为上下编，下编专门辑录各种婚礼文书，对婚礼中使用的书启、帖子、礼状等的格式和形制有分门别类的详细说明，并提供了许多格式范本和书启范文。从其分类看，其中的婚礼文书涉及请媒、求亲、问名、聘定、请期、亲迎等诸多仪节，并行用于官宦、士人、农工商、娼优等各类社会阶层中，初婚、再娶、入赘各有差异。

尽管名目繁多，但综合各类文献，宋代婚礼文书主要通行的包括草帖、细帖、聘定启状等几类。

草帖用于议婚之初，草有草拟之意。南宋临安的嫁娶之礼，女家先通过媒人，以草帖子通于男家，草帖内容包括议婚男女的籍贯、世系三代、生年月日等，女家草帖之中还需包括将要随嫁的奁田、房卧等。

细帖，又被称为定帖，意味着婚事的确定。与草帖相较，定帖的内容并无太大变化。男方定帖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人的排行、生辰、官职、主婚人等；如果是入赘则还要写明所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女家所回定帖，除了家庭、名姓、生年、排行等基本内容之外，还需要具体写明将要带到夫家的嫁妆，具体包括“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

聘定启状则是用于下聘定礼之时的婚礼文书。根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的嫁娶之礼，在送聘礼之前还有送定礼的仪节。男家向女家所送定礼包括许口酒、各种礼物以及有着特定装饰的礼书。礼书共有两封，一封“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另一封为礼物状，二者一起致送，名为“双缄”或“鸳缄”； “双缄”礼书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再放入五男二女绿盝中，用彩袱盖上，和其他礼物一起送往女家。女家接受礼书则有特定仪式，需在宅堂之中准备香烛酒果之类，用以祭告三界，再请女方亲属中夫妇双全之人开启礼书。送聘礼之时，除了聘礼之外，也用双缄聘启礼状，形制与定礼礼书相类似。以上礼书的形制大多用于庶人之家，官亲士大夫之家多用黄杨栅梓木函来装礼书，如前述唐五代的函书形制，以显示身份。

宋元时期婚礼文书的书启也注重文采，大量用典，以四六文行之，构成了书启程式化、礼仪性的表达。在明清文人文集中，仍可看到辞藻华丽的婚礼书启范文。

（摘编自何斯琴《古代婚礼文书漫谈》）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直到唐代中叶，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格局。由于禅宗主张“心即是佛”，内心便是一个可以作无穷探索的宇宙，而中唐从“安史之乱”中醒来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想对人世作进取征服，而只想享受心灵的安适，便纷纷投向禅宗，于是，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趋向。

苏轼便是这个审美趋向的典型人物。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依然是禅宗自然适意的生活主张，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外化物，重要的不是焚香礼佛、坐禅念经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向内心的探索。苏轼将这种理论用之于文学，便出现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所以，苏轼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种风格的另一体现，是苏轼将“平淡”解释为“绚烂之极也”，而这种平淡，还应该包含“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是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岂非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姿态横生的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李花，“不得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在东坡先生的眼中，纯白的李花虽然没有其他花卉的绚丽色彩，却是更强烈、更浓烈地传递出春天的信息。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曹雪芹先生就在《红楼梦》中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的绝妙好辞。

苏轼先生在评人论文时，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观点。在黄州，他是一个待罪的不自由的官身，可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在《方山子传》中，他称颂一个任侠居山，弃冠服、绝仕进的异人。在当时的“太平盛世”中，把这样的人当作理想的人格标本，明显地与其作品一样，是一种退避社会，只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

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他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为加以注目而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很被看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目。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有120首之多。他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牧歌式的情调，认为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可是，人们只关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飘逸潇洒，而忽略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不正证明了禅宗的影响力么？

(摘自《新民晚报》，有改动)

正确的读书方法

爱默生

书籍运用得当，是极好的东西；滥用一气，则是最坏的东西。怎样才算正确的使用呢？怎样才能运用有效的方法，以达到最终目标呢？书籍必须是富于启迪的，舍此无他。如果被它的吸引力拽得完全偏离自己的轨道，使我由一个太阳系变成一颗单个的卫星，我宁可不看书。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充满生气的心灵。这是人人都有资格拥有的。每个人的体内都容纳着一颗这样的心灵，尽管绝大多数的人都心窍阻滞，至今未开。从本质上来看，心灵是与时俱进的。书本、学院、艺术流派和各种协会，都因为昔日的某句名人名言而停滞不前。这才是好的——他们说——让我们坚持这么做吧。他们强迫我们赞同。他们往后看而不是朝前看。但是天才总是朝前看的。平凡的人希望着，而天才却创造着。无论一个人的才具多高，如果他不去创造，就不会拥有神性的甘泉——可能会有煤渣与烟雾，但不会有熊熊火焰。

从另一方面来说，心灵如果没有自己的洞察力，而只是接收他人大脑中的真理，哪怕是见解迭出，如果没有定期的独立思考、反诘与自我回归，仍然会铸成大错。天才接受过多的影响，乃自身之大敌。每个国家的文学是为明证。英国戏剧诗人至今已“莎土比亚化”两百年了！

毋庸置疑，存在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就是让书籍严格地服从读者的需要。“思想的人”不能受制于工具。书本是学者用来休憩的。当他能直接理解上帝的意旨时，他就大可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嚼他人嚼过的馍。但是，黑暗会不时地来临，这是必然的——此刻，太阳隐退，群星暗淡——我们常常会回到点燃的灯光下，凭借它的光线，将我们再次引向东方，走向黎明。我们倾听，是为了我们能够发表意见。一句阿拉伯谚语说：“一棵无花果树观看着另一棵无花果树，就结出了果实。”

我们从最好的书籍中获得的愉悦，其特点甚为明显。它们使我们深信，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心有灵犀的。当我们阅读英国伟大诗人如乔叟、马维尔、德莱顿的诗章时，往往带着最为新鲜的愉悦——我的意思是，那种愉悦多半缘自于他们的诗篇凝聚了所有的时间。我们的惊喜中还混杂着某种敬畏。因为这位诗人尽管生活在某个过去的世界，距今已有两三百年，他却说出了我的贴心话，那是我几乎想到了，并差一点要说出来的话啊。要不是有证据从此可证明心灵同一性的哲学原理，我们应当假定有某种预定的谐和，某种必然要被未来应验的心灵的远见，以及为应对将来所需而做的某种准备。就像我们从昆虫身上所观察到的现象：它们在临死之前为幼虫们准备好食物，尽管它们根本见不到这些幼虫。

众所周知，人体可以从任何食物中汲取营养，哪怕是吃煮草根，喝皮鞋熬出来的汤。同样的道理，人类的大脑也可以从各种知识中汲取营养。

一个人必须做一个会读书的发明家，如同谚语所说：“要想收获，先学耕耘。”阅读是有创造性的，写作也是有创造性的。当心灵被劳动与创作所充实时，我们所读的任何一页书都会明晰易懂、含蕴丰富，每个句子都意义倍增，作者的理念也天高地阔起来。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即，在沉沉岁月中，那些圣贤先哲产生高见的时间既短且少。同时，有关这些高见的文字纪录也是如此，恐怕只占他卷帙的极小部分。有辨别能力的读者在读柏拉图或莎土比亚时，只会读极少部分，只会读那些先哲启示录中真实可信的部分。至于其他，他都会摒弃，根本不把它当作代代相传的柏拉图与莎土比亚。

（有删减）

【推荐3】阅读文段，完成小题

材料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随着礼乐教化的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它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另外，“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与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在政治、外交中的用《诗》用乐以及周人的诵谏传统也有密切联系。

总之，“温柔敦厚”诗教观根植于周代宗法伦理社会的土壤之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密切的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周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温柔和顺、持中合度是周代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一种人格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柔敦厚”诗教观就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在诗学观念上的体现。“温柔敦厚”诗教观念是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周人的歌《诗》、弦《诗》、引《诗》、赋《诗》以及乐工的诵谏，都具有柔和逊顺的特点。

（摘编自边家珍《“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材料二：

情操，名词。

情操，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地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几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

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是“发而皆中节”。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唯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诗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摘编自顾随《中国经典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