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是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等的总和。当前，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面是积极、正面、向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消极、负面、时形的消费思想和行为，如消费符号化、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等。这些不健康的消费思想和行为，对于社会主义消费本质而言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费文化异化。而一旦采用供给侧思路，就会发现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消解不良消费文化、引导消费文化健康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创新创业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有利于大众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创新成本和门槛不断降低，个人在工作、生活中就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来实现创意生活，而不再需要通过消费来彰显个性、实现自我。在全社会普遍性的创新中。传统意义上的时尚将趋于没落，人们逐渐失去追逐那种时尚的动力。在缺乏创新的社会，由于消费的同质化强而供给的创新力弱，制造时尚潮流增加人们对生活的新鲜感就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但在普遍创新的社会环境下，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功能革新、产品设计创新随处可见，原先所谓与美学相关的符号性时尚随时可能被新的创新所打破和取代，时尚转换周期越来越短，制造和模仿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尚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这时，消费个性就会得到张扬，消费盲目性就会大大下降。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能够让消费回归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本位，是削弱消费主义的利器。消费主义的滋长可以从供给方面找到原因。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需要鼓励消费来消化产能。在鼓励消费导不到位，部分人就会对消费产生简单的庸俗化理解，认为“消费就是做贡献”，这就给消费主义留下了生存空间。同时，我国国内市场结构性过制和结构性短缺并存，导致一些消费者要通过“海淘”来满足需求，扩大了西方不健康消费文化的影响。 显然，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并非抑制消费，而是通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盲目和无度消费，扩大绿色和健康消费，让消费回归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本位。

提高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普惠性有利于树立新风，是引导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方法。为了树立新风，更好地引导消费文化发展，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尽量不要给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消费设置门槛。对享受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进行地域、职业、职务等方面的划分，容易使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等级差异，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会对消费文化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应尽可能实现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普惠性。二是尽可能避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无效供给。比如，有些只有几万人的县城，却建设了大型歌剧院、博物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将大量宝贵的公共资源投入到需求不大的公共产品上，对当地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些公共产品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利于建设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 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材料二：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材料三：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

汪曾祺：被忽略的大师

王 干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忽略？

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人们的关注。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而汪曾祺的作品，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是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如此，汪曾祺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

现在人们发现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境遇不如沈从文，但废名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却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而正因为汪曾祺优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废名的名没有废，才使得废名的作品被人们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学史有了对他重新评估、认识的可能。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选自2016年6月《辽宁日报》，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公共健康伦理学就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它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公共健康干预以集体利益或人口作为目标，引起了关注个人自由的生命伦理学的不满和挑战。这通常被描述为“善与权利”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以协调吗？

公共健康伦理学是生命医学或更为一般地说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命伦理学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关注病人个人健康权利和自主性。但是，公共健康关心整个人口的健康，以集体而非以个人健康为目标。这与生命伦理学尊重个人自主的原则不同。对于流行病等公共健康问题，生命伦理学并无兴趣，只是后来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才使生命伦理学开始思考公共健康主题。

但是，生命伦理学关注公共健康，明显是一种错位。因为双方的追求目标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英国学者奥尼尔解释说：“在我看来，当代生命伦理对公共健康知之甚少的基本原因是，它对个人自主性的关注表明，所有为了健康的强制都是错误的。然而，许多公共卫生措施如果要有效，就必须是强制性的。”这段话表明，生命伦理学坚持个人自主原则，无法接受公共健康干预的强制性，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但是，如果公共健康措施没有强制性，显然又无法保证自身的有效性。这样看来，两者似乎没有办法调和。

公共健康伦理虽然从生命伦理中脱胎而来，但它的发展可以视为对现代伦理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反叛和纠偏。生命伦理过多地关注个人或医患关系，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并没有从群体角度看待社会成员也有责任和义务捍卫、保护社会与群体的健康及安全。因此，尽管公共健康伦理脱胎于生命伦理，但它已经形成了新的样式，而非以生命伦理为模板。但是，以集体利益为目标，必然意味着伤害个人利益吗？

那也未必，实际上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突是可以协调的。

首先，双方可以实现互惠。美国豪斯汀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就表示，生命伦理学可以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概念并澄清伦理问题。在此方面，生命伦理中的一些原则如正义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在公共健康中仍然起作用。而公共健康可以拓宽生命伦理学的视域。例如，从个人自主性和临床关爱趋向关心人口健康，就是一个扩展视域的过程。

其次，公共健康虽然以全体人口健康为目标，但这里的“人口”概念当然是由个人组成，因而不能排除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说公共健康不考虑个人利益，肯定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将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成一个孤立的话语，以区别于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从总体上看，我们有好的理由保持或追求理论的统一性。”道森的这段话旨在批判以奥尼尔为代表的冲突论，他认为可以将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协调起来。一方面，如果生命伦理学的“非干涉的自由”是一种优先原则，则肯定无法真正接受其他价值。

所以，只有打破这种优先性原则，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公共健康伦理建立在对集体利益追求的基础上，但是它并非必然要求排斥个人利益。公共健康伦理学关联着社会如何引导个人追求共同的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公共健康伦理学，反过来又是一种生命伦理学。它们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现实保持敏感。因此，公共健康伦理和生命伦理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在追求目标上是可以趋同的，只要双方保持对社会关系现实的敏感。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共同的善为引导的正义社会，而不是抱持“非干涉的自由”的幻觉，无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在传染病暴发的背景下，国家有责任实施公共健康干预来保护民众健康。公共健康伦理学需要开放的视域，需要向权利话语开放；公共健康不仅需要国家权力，而且需要个人的参与。这也是人类获得健康和安宁的条件。

（摘编自朱彦明《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

方俗谚语是深入浅出的群众语言，是传承中华文化、体现中国风范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然而，作为精神文化遗产，方俗谚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亟待发掘、整理，以便更好地传承、传播。

方俗谚语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谚语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领域，例如，“看花容易绣花难”，说的是知易行难；“强中自有强中手”，是说处事要谦虚谨慎，不能自高自大。方俗谚语富有哲理，给人启迪。例如，“到哪河，脱哪鞋”，告诉我们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提醒人们只有注重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改变。方俗谚语的实践性和哲理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秤砣小，压千斤”“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话不说不透，灯不挑不亮”，分别反映了轻与重、能力与做事、说话与明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反映了与民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经验。

方俗谚语口语性强，浅近易懂，但不失深刻。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比喻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人人都能理解的“大白话”比抽象复杂的政治语言更易深入人心。同时，方俗谚语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常常使用轻声词、儿化词，并讲求音节的和谐和句式的整饬。从语言表达上来看，既有“生气不如赚钱”“好汉不吃眼前亏”之类的直接铺陈叙述，也有“饱带干粮，晴带雨伞”“万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综合运用不同修辞手法的文学性表达。

方俗谚语融通古今文化，为民众架起了一座又一座通往国学经典及传统文化的桥梁。例如，方俗谚语与《论语》相映生辉的例子有很多，如“人巧不如家什妙”对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对应“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方俗谚语口耳相传，可以用来摆事实、讲道理；可以用于提醒、告诫、劝谏，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 如方俗谚语提醒人们“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父母家中坐，何必远烧香”“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无信不立”“只做善事，莫问前程”“人美的是知识，鸟美的是羽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方俗谚语仍停留在口耳相传的层面。语音过而不留，随时间、空间、人群而改变或消失，例如黑龙江的方言志、地方志中所收录的方俗谚语数量就严重不足。有些谚语语焉不详，有些负面俗语混杂其中，从而影响了谚语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与群众的认可度。如俗语“无利不起早”“看人下菜碟”成了庸俗的处世哲学，俗语“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兔子倒霉遇老雕”催生了自怨自艾的消极情绪。

出于方俗谚语传承、传播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抢救性发掘、整理、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首先，应根据系统的文献查考和全面的田野调查，建立方俗谚语电子资源库，编撰大型、权威辞书，为方俗谚语的使用、教学、研究与传播提供基础服务。其次，拓展传承渠道，将方俗谚语合理纳入学校教育教学中，更好地发挥谚语的认知与教育功能；将谚语纳入家庭教育，使之成为家庭成才教育和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参考。此外，还应探索适应国际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丰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周晓燕《大白话、大实话里的中国风、文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