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种树

魏金枝

屋前的小天井里，有两块泥地，本来种着好几样花木:三株冬青，一株杜鹃，两丛竹。对这几样点缀品，曾产生过一些兴趣。如在月夜，有些树木的影子，参差地映到房里，而晴和的日子，也有些小鸟，在树上啁啾。尤其大热天，孩子可躲在树下玩，晒不着太阳。久而久之，竟慢慢地产生了厌倦。尤其是我太太，她总说这房子的光线太差，老是绿暗暗的，分不出朝晚，辨不出昏晓，连缝一个纽扣，也得费尽眼劲。

最主要的还是晾晒问题，孩子们是排泄专家，天天总有些尿布衣裤要晾晒，可树木挡住了太阳，挡住了晾竿。一到春天，它们还要尽力将枝ㄚ伸展开来，进而要拱破玻璃，大有闯入居室的样子。再过一时，又是黄梅天，整天下着牛毛雨，孩子们的小便也跟着竞争似的，越密越多，尿布衣服供不应求。唯一的办法，只好在房里搭着竹竿阴晾，便如万国旗般，飘飘荡荡。水滴固然免不了，而尿味着实难闻。至于蚊子，也是从那些树木下孕育出的，追根问底，自然得怨怪那几株花木。

大概也是一个雨天，我像落汤鸡似地逃回了家，换了衣，躺在藤椅上息力。忽然，一滴尿布上的水滴，正巧滴在我的鼻梁上，我只嫌恶地抹去换了座位，第二个水滴，又滴在额上。这把肚里的陈年老火升了上来，我顺手拿了把菜刀，冲出去，对准大一点的冬青，狠命地砍了几刀。刀是钝的，不能猛地砍下去，可树枝上的水滴，淋了我一身。我真恨透了，加足了劲，心想一下子砍光天井里所有的花木。但结果更坏，因为刀卷了口，从树皮上滑了去，有几下，甚至滑到脚边，擦伤了皮肤。太太出来了，看见我那副光火的呆劲，怕我会砍断自己的脚，连忙夺了刀，坚决地说一等天晴，她就借把快刀，将所有树木，砍个精光。

过了黄梅，天晴了，猛烈的太阳，有时也从枝叶间溜进房内，我们的心情，也好似开朗了些所以砍伐的计划，也就没有进行。来了个秋季大霖雨，又潮湿，又闷热，然而室内，又不得不晾满了尿布，水滴也照常滴沥。哪知天遂人愿，一夜大风，竟把那最大的一株冬青连根拔起。旁边的两株冬青，两丛竹，一株杜鹃，大抵淹了水，也都枯萎下去，接着都死了。

当砍到最大的死冬青，我就发觉冬青的枝ㄚ原来还交叉着另一株树木的枝丫，是一株法国梧桐。它，原来被冬青茂密的枝叶遮蔽着，乎无法露出真面目，而现在，它既不受风灾，也不受水灾，才侥幸地生存下来。大概由于一点怜恤吧，我就将这受害者留着，心想，它可以舒畅地生活了。虽然这样，然而它靠着墙，很难自由地伸展它的枝干。它只得像负隅的野兽般，将背脊贴住墙，它的枝叶，则如驼背的老人，向前伛偻，必须吃力地支持自己，才能免于颠扑。

而同时，砍去了树木，自然多了些光明，也有晒晾的地方，然而一少了它们，又觉得太寂寞了，没有鸟声可听，月影可看。大概我们自己也是生物吧，往往多了一个生物，有时觉得多一份麻烦，但一旦少了一个，又会觉得寂寞，真是人类可笑的矛盾。

偶然的一天，我又习惯地窥视天井，看见那方泥地上，笔直地插着两三块劈开的柴片，我断定，是孩子们在天井里玩，把柴片当为旗杆之类插在那里。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又探头看天井，忽然看见木片拔去了，换上三根鹅毛，插在原地。

“鹅毛，哪里来的鹅毛？”我终于问了。

“是的，鹅毛，后门对家杀了鹅，她就去要了来。”

“我是问，谁把它插在地上的？”

妻子终于笑了，她指指身旁的孩子。“这呆子，”她说，“她要种出许多鹅毛来。”

“那么，那些柴片，也是你插的？”我问，“长些柴片给妈妈烧饭吧？”

她皱起眉，认真地答道:“不，那是长出树来的。”

“可是你又拔了它!”

“它不长，长了也会给你砍去的。”她抗议着，“现在我种鹅毛了，让它笔直地长上去，长上去，长得天那般高，你就砍不着它了。”

自然，鹅毛不会在泥里生长起来。然而我不想辜负孩子的幻想，植树节的当口，去买几株容易长大的杨柳，种起来。仍使月夜，有点参差的树影可看，有几只小鸟来树上啁啾，孩子们仍能在树下玩，而那躲在墙边的法国梧桐，也可多几个伴。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的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之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唐朝诗人李贺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论文字下乡》)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现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以来，诸多考古发现与宏富考古资料，不断引起学术界瞩目，为研究增添新可能、新视角。比如汉字研究，现代考古学就使其突破传统小学、金石学、书学范畴，步入全新的广阔领域。《中国汉字美学史》的研究就建立在20世纪现代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基础之上。

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历经几千年发展，至今仍以蓬勃生命力在当今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汉字也是解读中国历史文化奥秘的钥匙，一个字、一个读音、一个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都蕴藏古老文化和深厚内涵。在漫长发展演变中，汉字发展出独特美学，《中国汉字美学史》聚焦于汉字形体及其美学特征，尤其是汉字的装饰美化功能。

汉字的装饰美化功能萌生于史前刻画符号，成熟于商周图形文字，继之有春秋战国以鸟虫书为代表的金文以及秦汉篆书，转折于宋元雕版宋体字，昌盛于20世纪现代美术字。这一研究与文字学、艺术学、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汉字是线的艺术，装饰文字笔画中的直线、曲线及其变化组合，构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象形是汉字最鲜明的特征，其在史前文化的陶器、玉器刻画符号中已见雏形，其中蚌埠双墩文化与良渚文化器物上的诸多动物形象就很突出。在史前时代，刻画符号已经初具垂直刻画和纵向构造的骨架，具备平衡对称架构，具有造型装饰美感，是汉字形体美的源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鸟虫书为杰出代表的金文中，文字装饰丰富多样。现代美术字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诸多现代设计观念和设计流派，改变传统文字美化观念，形成具有现代设计观念的文字造型装饰形式。

汉字之美不仅体现在汉字自身，还体现于汉字与其载体的构成关系上。比如，史前刻画符号多集中在器物外口沿、上腹、正中、圈足底部等，也有些居于器物的柄部、容器的流部，均以特定器体的中轴线为参照。即便是玉琮、玉璧等礼器，也从其形体出发，选取最利于人们观察的部位，使符号成为视觉焦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文饰”作用加强，文字对器物美化的意识尤为突出。以越国剑器为例，铭文造型与剑身、剑格、剑首浑然一体，铭文采用错金银与镶嵌工艺，更是锦上添花。

汉字载体有各种材质，如陶器、玉器、青铜器、刻石、木器、金银器、纸品等，载体材质固有的色泽和质地以及不同的工艺，都使汉字表现出独特美感。据《周礼·考工记》所记，周代工艺技术中攻木、攻金、攻皮、设色、雕刻、制陶等手段俱全，说明当时针对不同材质的制作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后世文字刻画工艺技术更是远超周代。

欣赏这些优秀文化遗产，感受其艺术魅力，是我们研究汉字美学秉持的基本态度。希望从海量资料中遴选的这些文字作品以及从中梳理总结的美学规律，对发扬汉字文化有所裨益，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选编自李学勤、李明君主编《中国汉字美学史·展示汉字之美（序与跋）》，《 人民日报 》2020年04月14日20 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