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半尺”———华夏辨画第一人

程仲霖

徐邦达先生雅号“徐半尺”，意思是他经验丰富，慧眼独具，在鉴定书画时，往往刚刚打开，便知真伪，因此又被奉为“华夏辨画第一人”。据说，有一次来访者将画轴徐徐打开，刚露出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完全展开，果然不错。对传世的历代书画进行鉴别，有利于艺术品收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可以古为今用。但是中国历史悠久，历代书画家数量很多，而每一位书画家的创作大概有几十年，作品复杂。

这些书画作品大多经过公、私收藏家相互转递，才流传至今，但真伪杂糅，不容易搞清楚。对于古书画鉴藏，至今仍然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凭鉴定家的眼睛来判断。因此，这是一项专门的学问。那么，徐先生的慧眼是怎么练就的呢?

徐先生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他主张下苦功认真临摹，曾说：“要临得像，非一点一画地看、细琢磨不可。临摹一遍，真比欣赏一百遍还要记得清楚，搞得明白。”他先后师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著名画家兼鉴定家赵叔孺。后又入当时著名书画家、鉴赏家、晚清著名金石考古家吴大澂之孙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益精深。他18岁创作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现保存于加拿大，24岁创作的摹本张中«芙蓉鸳鸯图»现存于新加坡，皆是两家博物馆的珍宝。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徐邦达在上海的库房里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实为赝品。

新中国成立初，徐先生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各地送来的古书画非常多，徐先生夜以继日，逐一考订，为国家发掘和抢救了3700余件书画并重建了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文化大革命”中，徐先生被下放到干校，体力劳动之余，他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完成了«古书画鉴定概论»初稿，把实践经验总结成为系统的理论，这部书至今是古书画鉴定专业的必读书目。

1978年起，徐先生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先生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甄别国内各省、市、自治区文博单位所藏历代书画作品，历时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几乎全部经过他的鉴定。徐邦达先生还著有«古书画提要目录»«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这些书资料翔实而完善，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

很多人只知道徐邦达会鉴定古书画，事实上，他不只会鉴定，在绘画、书法、诗词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徐邦达是多年诗友，曾赋诗“鉴书观画总燃犀，倚马诗才世未知”，对徐先生的诗词造诣大加赞赏。徐邦达的人品和文品一致，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当年汪精卫在南京过六十大寿，吴湖帆让弟子每人作一幅画，结果其他人都画了，只有徐邦达没画。吴先生问为什么不画，徐邦达说汪精卫是汉奸，不能画。

徐邦达在鉴定领域眼力之高，自不待言，然而他却谨言慎行，从不妄下断言。很多人都希望花重金请他指假成真，牟取暴利，但一生淡泊的徐邦达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请求。

或许这些故事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但在今天这个浮躁充溢的时代，重温徐邦达的人与艺，仔细感受他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涵养，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赞叹，更多的可能是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有删改）

在学术场域之内衡量，专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似乎天生具有合法性，然而，久而久之，它们也越来越面临着许多问题。学者陈平原早就指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近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如果人文学术只能呆在象牙塔中，不落地、不及物，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这是我们倡导学术大众化的主要原因。

从人文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上看，人文学木大众化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得不正视如下事实；专家可能还是原来的专家，但大众已不是原来的大众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前专家是“信息富人”，大众是“信息穷人”，这种不对称让专家变成知识的垄断者。然而，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众开始分享原来专家才有的知识资源，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专家不相上下。在这种格局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调整，专家之学需要获得新的呈现，专家之学的大众化之路自然也有更迫加的努力方向。

我们的很多专家并不缺少精英意识，但面向大众的意识还不充分。许多时候，他们著书立说，心中大概是没有读者的——不仅没有普通读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专业读者，他们大概觉得，著作与文章越写得莫测高深，才越显得自己学问大、水平高，于是，专家之学终于成为小圈子里的事情，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在沙龙中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末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江湖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我以为，这里把“艺术家”提成“专家”，在特殊学术领域这样的描述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看来，专家有无大众意识，不仅关系着思想能否走出去，能否真正影响世道人心，而且还关系着学术的假冒伪劣问题。

法国思想家萨特的主张与做法值得一提。当他意识到读者大众的重要性时，不仅向知识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写时评、写剧本，甚至把他那本整整一公斤重可以当秤砣使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消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来充潜先生既写过《西方美学史》之类的高头讲章，早年也写过《谈美书简》《谈文学》这样的“小书”，而无论是哪类著作，他都能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如此功夫，既是因为他学贯中西，也是因为他特别讲究作文之道，正是依靠这种追求，他才把论文写成了大家可阅读的文章，努力把学问做到化境。

当然，话说回来，行文简显浅，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

（选自赵勇《尽可能让人文等术大众化》，2018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7 年 9 月 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国歌的地位、 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西谱和官方录音故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 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国歌法并非中国独有。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都有单独的国歌法，对播放国歌的场合、奏唱 国歌时的相关礼节都有明确规定。在新加坡，如果有意不按官方安排奏唱国歌，或奏唱国歌时无合理原因不起立 致敬的将被起诉，并最高处以 1000 美元罚金。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演唱国歌时，如果有国旗展现，穿制服的 军人行军礼，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向国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行“效忠礼”。

（摘编自杜茂林《“为歌立法”：国歌背后的理智与情感》）

材料二：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来了，你用“正确姿势”爱国歌了吗？》）

材料三：

国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在校园、奥运赛场、边防哨所……

每次奏响国歌都是对祖国和民族精神的一次礼赞。”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说，“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 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金雪萍表示，国歌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的崇高敬意。法律中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国歌的具体规定， 对社会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说：“那种把维护国歌尊严与所谓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立 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家要对公民合法的权益予以保障，同时公民不得滥用自由和权益。对辱没国家的尊严、 损害民族感情、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摘编自朱宁宁《维护国歌尊严权威奏唱国歌有法可依》）

材料四：

国歌法通过并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依照法定程序分别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他们均认为，将国歌法列入两部 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香港、澳门社会普 遍认同这部全国性法律属于两部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

2017 年 10 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制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两个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通过的国歌法，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说明还指出， 近些年香港发生了一些不尊重国歌的事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社会价值底线，引起包括广大香港居民 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概。为有效防止并处理这类行为，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就更加具有迫切性和现实重要性。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拟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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