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忠”的观念往往被单一地认为是臣子向君主尽忠。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源头、文化的源头去看待“忠”时，便可以发现“忠”价值观更广泛的意义。“忠”这一价值观具有双向性，既指向臣子，又指向君主。《诗经》中人民对君臣就有着这种要求。

《诗经》中有不少要求君主之忠的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平民百姓的口吻，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控诉统治者；第二类是直接描写统治者的行为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听信谗言的刺诗；第三类是歌颂君主的颂诗。第一类诗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鸨羽》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讽刺统治者没有忠于民，使国家之根基——百姓的生活风雨飘摇，自然也就置国家于不利之地，既违背了利民之忠，也违背了卫国之忠。第二类则从伦理道德层面评价君主，例如君主生活上的腐败、荒淫等。《鄘风•墙有茨》揭露卫国宫廷生活腐朽糜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子妻父占，《郑风•南山》讽刺襄公淫妹等等，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私生活紊乱、伦理道德沦丧的人能公允地统治一个国家。第二类与第一类一样都是体现了君主违背利国利民之忠，一样都是从批判昏君的角度探寻“忠”的涵义。第三类主要集中在《大雅》中，如《文王》《绵》《棫朴》等歌颂文王功绩的篇章，从正面歌颂明君。从这类诗歌中，可总结出明君的共同之处：励精图治，开创基业。贤明的君主要想遵循“忠”这一伦理，既要在政治上有建树，忠于民忠于国，又要修身养性，忠于人伦道德。

《诗经》中关于臣子向君向国尽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得重用的贤士对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而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所发出的愤慨之声；第二类是贤臣的谏言；第三类是臣民不明的人针对统治者无所作为、骄奢淫逸而作诗讽刺，这一类在前文“君主之忠”中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邶风•柏舟》是卫国贤臣忧谗悯乱之诗，顷公在位期间，政治混乱，小人当权，卫国贤臣目睹国势衰败，心存危亡之虑，于是作此诗以抒泄满腔的幽愤。这位贤臣让我们领悟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忠心已超越了对自身价值不得实现的苦闷，上升到了与国同哀的高度。《邶风•式微》《陈风•墓门》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臣子进谏的行为。《式微》是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之诗，全诗只有两章，“式微式微，胡不归”读来可想象出臣子心中压抑着痛苦，纵然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无力地问君主，国势如此衰微，为什么还不回归故国呢？若不是对君主还抱有希望，若不是那颗赤诚的效忠之心，大概是无法发出如此满含忧虑的诤言吧！

（选自《青年时代》2018年13期，有删节）

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主持人]：三位老师如何看待当下网络文学以及电子设备的移动阅读时代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呢？

[陆天明]：我肯定用手机阅读，但是我一般不阅读网络上的小说。为什么呢？如果说得刻薄一点，以我剩下不多的时间再去阅读这些东西有点可惜，大量的网络文学，我说得坦率一点， 它不是文学，它很难进入我们所认为的文学的境界里去。现在有大量为挣钱而没有底线 的网络写手们，这些东西怎么让它更好的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服务，更好的为提升下一 代人的精神境界来服务，值得我们各方面来考虑。

[刘庆邦]：网络文学，我自己也很少看，我要时间要写自己的东西。因为网络有海量的东西，我没 有时间看。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看，因为我参加网络文学评奖，我就硬着头皮看了，因 为要投票嘛，感觉这些作品大部分还是不行的。

[主持人]：这个不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刘庆邦]：文学是创作的，网络文学是制造的，它是工业化生产的一个产物。网络文学是娱乐化的。 我们的传统文学，是严肃的文学，它是让人思考的，是赋予它思想的，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区别。网络文学，他们自己说，打工者下班了以后，很辛苦，看完一乐，他觉得是消 遣，网络写手得到点击率，赚到钱，他觉得他就完成任务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把我的 文学留下来、传下来，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种写作动力和达到的效果，都是 网络文学所面临的问题。

[黄传会]：文学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语言是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网络文学，肯定不讲究语言 的，它不会说一句话给你做推敲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快餐文化。我有一点忧虑， 这些年轻人看着网络文学长大，他对中国的语言是缺少真正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读书 还是要读经典的。

[刘庆邦]：会影响一代人的审美趣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读传统或者经典也好，主要是为了提高 和保持我们的审美趣味。但是大量的网络读物不但不会提高青年人的审美趣味，反而会 导致审美趣味下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

[主持人]：我们以前总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现在按照刘老师的观点，这样下去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陆天明]：这就是网络带来的负面作用，他无所顾忌地表现他最丑恶、粗暴的一面。

[主持人]：说到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利弊还有一个，在现在移动终端的阅读时代，我们是一种碎片化 阅读，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问题。

[陆天明]：读书要系统化，系统地接受一些东西，才能形成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现在碎片化以后 就没有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再加上极端市场影响，确实会影响 到整个民族的素质。

[刘庆邦]：浅阅读和深阅读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不思索的阅读，一个是思索的阅读。 浅阅读，它就是不思索的，读过了就拉倒，这种读会让人越变越懒，因为读是为了获得 信息，或者为了猎奇，为了娱乐。深阅读是一种参与创造的阅读，读了以后要思索的， 要创造性的，这是不一样的。浅阅读现在比较盛行，盛行的结果就是使大家都不思索。

[主持人]：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这种越来越慵懒的状况，习惯于不想读那么沉重、深厚的东西，习惯于放松、娱乐？

[刘庆邦]：我们这个时代物质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来越追求共性，他的生活出现了同质 化，比如人的服饰、穿戴、生活方式，甚至语言表达，都是共性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 浅阅读的一种暗示，生活表面上是复杂的，实际上大家都在追求共性，叫同质化的一种 生活。以前没有这种，但生活都是有个性的，是这样一种状况。

[黄传会]：前一段时间有“葛优躺”，懒散，我也觉得是挺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资料，抗日战 争爆发前，当时日本派了很多特务到中国来搜集情报，他们在江南听，当时我们民族危 机，江南很多市民拉着那种很哀怨的二胡，特务回去说这个民族没有希望了。为什么？ 整个民族非常消沉、哀怨，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所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是文化情报。一个民族沦陷，精神状态是哀怨的、忧愁的、抱怨的。我们不能说现在我们就是 很懒散，但这是情绪的一种警告。

[陆天明]：光追求物质享受，缺失精神追求。大家不相信有精神、有信仰、有理念这个东西，无论 是浅阅读也好，还是深阅读也好，一个民族不再为明天或者为自己的精神信念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它持久不了，肯定持久不了。对作家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来，作家在这一点 上，我想也应该做一点事情，通过自己的姿态、自己的为人、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作 状态和状况来为改变或者升华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还是可以起作用的。

（节选自人民网视频访谈《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文字稿）

材料一：

统计显示，2007-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论文，中国占近20%，仅次于美国；其中，深度学习领域论文总量和引用量均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二。科技部高新司司长秦勇表示：“我国在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人工智能将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将其总结为3个方面，一是对生产工具的改变。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设备后，设备将变得更智能。二是帮助消费者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代替一部分人力，影响相关行业及其就业，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2018年1月24日新华网）

材料二：

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所属领域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据统计，美国半数以上的数据科学家拥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中国，超过40%的数据科学家工作经验尚不足5年，中国只有不到30所大学的研究实验室专注于人工智能，输出人才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此外，中国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大多集中于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其他领域的人才相对匮乏。

在产业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虽然已经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除少数垂直领域凭借多年大数据积累和业务流程优化经验，催生出营销、风控、智能投顾，安防等人工智能技术可直接落地的应用场景外，大多数传统行业的业务需求与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成果之间尚存在不小差距，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结合尚处在探索阶段。

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方面，美国也更为完善和活跃，创业公司数量远超中国。而且由研究机构、大学及私营企业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庞大、创新且多元。

（摘自《人工智能，能湃发展新优势》，2018年1月10日人民网）

材料四：

“人工智能发展到高级的阶段就可以真正实现‘心想事成’，比如你想知道我在想什么，立即就可以通过脑电波和人工智能技术获取。脱离通常的计算机上网方式，通过脑电波和英特网随时随处获取信息，这样人类就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型的智能化社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史忠植说，“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包括解决计算机的高性能和它的低智能方面的矛盾；通过信息、脑、生物和纳米技术的结合，使得人类具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他强调，特别是智能技术、生物技术与纳米技术相结合，研制具有生物特征的智能机，将是世纪高技术革命的突破口。

（摘编自《科学生活：人工智能如何便捷人类社会？》，2007年11月14日《科技日报》）

中国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的、是礼教森严的，乃至使人们认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而在个性解放的今天，每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对中国这一古老传统便心怀不满。

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我们今天当然呼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尽情释放。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缺失的。恰恰相反，正是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国学里也是随处可见的。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缺失的；恰恰相反，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国学里却是随处可见的。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和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作“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能飞天，下能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那“鹏”正是庄子的内心，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

儒家学派里，孔子曾称赞得意门生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自由的灵魂。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星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的认为，不管在朝堂、闹市，还是在山林、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凸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由，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的规范“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那么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在任何困境里都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摘选自曹雅欣《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