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风尚，有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就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收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贫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三日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造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三钱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材料一：

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2004年1月，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全面启动，规划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

我国正式开展探月研究，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时我国科学家开始进行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2000年11月，我国政府省次公布航天白成书——《中国的航天》，明确了近期发展目标包括“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次年11月12日，我国发布嫦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影像图。

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发射成功。次年4月1日，嫦娥二号实现了六大工程目标和4项科学探测任务；2012年4月，嫦娥二号完成在日—地拉格朗日L2点一个完整周期的飞行探测，成功绕飞L2点。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落月，实现我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

（摘编自《飞越38万公里去“看”你》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7日）

材料二：

我是嫦娥四号，20多天前，我从地球出发，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之旅。如今，我成功“站”在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内。

从距离月面几十公里的高度最终着陆，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好在，我的“师父”、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科研人员给我装了4条强健有力的“腿”。我这4条腿，学名叫“着陆缓冲机构”。它们可以利用缓冲功能，将我着陆月面瞬间所产生的冲击有效吸收，以防着陆冲击对我的身体和身上安装的重要仪器设备造成伤害。

当然，只有这些还不够，“师父”还在我的腿里配备了两个秘密武器。第一个是大脚掌，它和你们人类的脚掌完全不同，圆形，像脸盆，大小则是普通人脚长的两倍。

至于第二个秘密武器，就是主腿和副腿。我的4条腿，每一条还都包含1条主腿和2条副腿。着陆前，副腿推着主腿向外侧展开，锁定在规定角度；主腿负责在着陆时安全支撑、吸收冲击力。当然，作为嫦娥家族一员的我，可不想为了一些数据达标而牺牲美貌，长个“罗圈腿”或者“长短腿”。“师父”说，我这两种腿的尺寸，都有着很高的精度要求，他们为我打造又直又等长的腿。

（摘编自邱晨辉《嫦娥四号再自述：第一“站”的秘密》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7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点：嫦娥四号成为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地面与嫦娥四号搭建起通信桥梁的中继星“鹊桥”发挥了关键作用。

“鹊桥”于2018年5月21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鹊桥”运行的轨道非常特殊，环绕地月第二拉格朗日（L2）点。“鹊桥”总设计师张立华说，在地月L2点上，地球、月球对卫星的引力与卫星沿轨道运动产生的离心力刚好达到了平衡。中继星采用了绕地月L2点的Halo轨道（晕轨道），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剂就能实现长期稳定运行。

他介绍，美国深空探测专家罗伯特·法库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提出Halo轨道以及通过中继星实现与月球背面探测器通信的设想，并建议后续的阿波罗任务可以考虑到月球背面去，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现在是中国人把他的想法给实现了。

张立华说，研制团队从2015年年底接到任务，在短短30个月内按期实现了发射，加班加点是常事，最后半年没有休过一个周末。

（摘编自《“嫦娥四号”成功落月，“鹊桥”搭通信桥梁功不可没》新华社，2019年1月9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18）》）

地气重凝

①每天，我们第一件事往往是关注天气，也经常问别人“今天天气怎么样”，很少有谁问“今天地气怎么样”。人立天地间，天气有阴有晴，看得见、触得着，地气却不然。不过，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伙伴们满地追逐、摔跤、捏泥人、弹琉璃球……小伙伴们个个壮得像小牛犊，很少生病，家长们说：“多亏吃了土、接了地气。”那个年代各家兄弟姊妹都不少，父母照顾不过来，才让孩子一个个疯跑疯玩。孩子们也不知因衣服脏了、破了，挨了多少骂。现在的孩子们就没那么幸运，想接触点泥土或玩玩我们玩过的游戏，几乎是一种奢望。衣服和手掌稍微有点脏，家长就会立马给冲洗干净，甚至还要专门消毒。

②“让孩子接触地气”，现在的年轻家长也很难认同。我的一位同事，孩子经常生病，只好把孩子的奶奶从乡下接进城里照看孙子。奶奶照看孙子自然会用心尽力，这一点不容置疑。可儿媳却对老太太有些“怨言”，原因就在于老太太经常带着孙子到楼下的空地上玩耍，因而儿媳与老太太产生分歧。老太太说：“让孩子晒晒阳光、吃吃地气，就不生病了。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这样带大的。”“孩子见土长得壮”“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些老话，虽然很多人耳熟能详，可老太太说不出科学依据，只得退让作罢。

③记得早些年下地劳作，长辈都要求必须先把鞋脱了，“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庄稼就不爱长啦”。被耕种过的土地、有人住的地方，才会沉淀凝聚地气。地气旺人气，人与自然齐生共荣添灵气。地气伴随春天醒来，既让人耳目一新，还会渗入无色无形的空气，让你听到、嗅到、感觉到。她用这些方式告诉我们，她的脚步敏捷而轻盈，她的美丽无处不在。

④开春的大地仿佛有一种声音，隐隐约约，丝丝传到耳畔……听不清，道不明。侧耳谛听，隐约的，不是风滑过树梢，也不是管弦丝竹的余音……噢！那分明是地气在蠕动！她从遥远的土层深处传导而来。当布谷鸟的歌声在田野上空倏然滑过，冰凌刚刚消融的土地，被地气一熏，身子松软，山冈上立刻“草色遥看近却无”。盛夏时节，悠悠的地气被正午火辣的阳光照射，愈发炎热而强烈，灼烤的大地和路面上升腾起一阵阵、一波波的热浪，清晰可见，那正是我们平日看不到的地气！稔熟的秋天，地气被丰收的声音和味道浸润着，揉搓着，搀扶着，扩散着，丰厚而饱满；冬天，地气聚敛，谦卑地覆盖起季节的浮躁，偶尔会在避风的山沟、泉旁，飘逸为白色的雾气，时隐时现几分朦胧与神秘。

⑤眼下城市摊大饼般地成长，许多人反而感觉无处生存。从农村走进城市，天天奔走在宽敞平坦的柏油路上，觉不到泥土的珍贵和芳香。在城里生活久了，整天脚踏水泥路，穿梭于高楼大厦，总觉得自己无根无落、越来越轻，好像要飘浮起来一般。城市日益增高的水泥森林、鸣笛穿梭的汽车、雾霾升腾的味道，渐渐掏空人们的心灵，感到上不着天、下不触地，没了降落、抵达和栖息的地方。许多人由向往城市的繁华，转向抗拒甚至恐惧城市的繁华， 喜欢鸡鸣狗吠的乡村、雨后泥土的清香、遍地庄稼的田园风光。一句话，那是怀想和留恋大自然的天然地气的纯正。

⑥地气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大地厚重地载着万物，天空任我们思绪驰骋。俗话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今年清明节我回到故乡沂蒙山区那个小山村时，正赶上乡亲们赶着牛、扛着农具下地耕种。我陪老父亲来到自家菜园地，脱掉皮鞋，双脚插进故乡松软潮湿的土地时，一股凉爽的气息瞬间传遍全身，身心被地气抚摸、浸润和包围，顿感缕缕慈爱与温暖，神清气爽。过去听说，长久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需要下床走走，接接地气，才能逐渐康复。地气究竟是什么？记得我爷爷曾说过：“开春吸几口新鲜空气，炒盘第一刀韭菜，喝碗新剜野菜熬的粥，人就气血畅通，就接上地气了。”

⑦说得深些，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动情、不会有真情。吃着农家粗茶淡饭，熟知那一长串鲜活而简单的人和事，才理解土话里深藏的含义，才会打开内心的玄机。脚下粘过多少泥浆，心中就积淀多少真情嘛。假若韭菜、麦苗都分不清，地瓜、土豆都不认识，蒲公英、苦菜、荠菜、车前草都叫不出名，就不可能真懂民情和乡事。没有“土气”，也就接不上地气。真心话是在心窝里暖出来的、焐出来的，用情用心才会接收到地气、扛得起风雨。这与每粒种子破土之前，都先憋着劲往下扎根、先接通地气是一个理儿。

⑧尊天道，守地理，就是信仰自然规律。

⑨季节正在翻页，新的生命与梦想又在深厚新鲜的土壤里孕育着嫩芽苞……

（取材于厉彦林《地气重凝》）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江南”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复杂概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涵与文化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从历史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对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范围更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实际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安史之乱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逐步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元代之后，江南主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区的东南区域成为备受国家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当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

三国孙吴立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涵。如果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间、经济产业与政治运作体系，是对“何处是江南”的探求；那么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应当去关注人们在何种意义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域。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

书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籍不断向东亚与世界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书籍生产、流通、存藏的重要区域，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产生与改进皆与江南地区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区与书籍生产的相关行业及书籍行业至迟在南朝就非常发达。为何江南书籍业如此繁盛？当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籍生产依赖于造纸，江南繁茂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需。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籍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籍业的勃兴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区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有其三。这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江南还是书籍东传的重要枢纽。我国的书籍通过江南这个区域向整个东亚传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说的“东亚书籍之路”。

唐代诗人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万卷图书千户贵，十洲烟景四时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风披瑟瑟罗。”说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吴中的代表元素便是“万卷图书”与“十洲烟景”。乾隆年间朱象贤《闻见偶录》云：“专以鬻书为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说明，无论是实际的情形，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与期待中，“书”都是“文化江南”的组成元素与重要表征。

（摘编自冯国栋《江南的山水与诗书》）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中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人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尚和，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的又一重要表现。“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

中国荼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客来敬荼，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茶文化关于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构成互相联系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弘扬中国传统荼文化的精髓，让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对于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鲁鸣皋《试析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世纪90代，吴冠中先生“笔墨等于零”的相关论说，曾引起画坛的轩然大波。当时，张仃先生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与吴冠中的文章形成争鸣之势。两位艺术界的大亨竞相叫板，论辩一时变得白热化，并且成为当年中国画坛论争的最大焦点。这场关于中国画的“笔墨官司”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但这场论争在AI和5G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再度被提起，提倡创新者觉得要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让中国画迎接世界性的改造，将综合材料、观念艺术、数字与新媒体技术等都注入中国画创作，而有些创作者则坚持认为应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笔墨仍是中国画的灵魂。

对中国画基本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到了50年代，关于新国画运动及中国画教学方法也有论辩。每一次时代变革发展的现实因素被带入，都会引起有关中国画的论争。回到90年代那场“笔墨官司”，其实吴冠中当年“笔墨等于零”的感慨是针对“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而言，并不是对中国画笔墨的完全否定。吴冠中本身精通水墨，笔墨的点线面被他在江南水乡等画面上发挥到了极致，他将笔墨线条运用到了自己的油画创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气韵。

在世界画种中，能够以国别称呼的并不多，中国画是其中之一。中国画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与沉淀，集哲学理念和美学思想于一身，在全世界的艺术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它最为鲜明的体现就是笔墨，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和生命，是它区别于所有其他画种的重要形式，具有其他画种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和无法比拟的特殊性。“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韩拙《山水纯全集》），“墨以笔为筋骨，笔以墨为精英”（笪重光《画筌》），脱离了笔墨，任何堂皇恢宏的表现，任何华丽绝妙的色彩，都不能被定义在中国画的范畴之中，只能将其作为“综合艺术”等来看待。

笔墨是中国画的主体精神，它是包容的、开阔的、创新的。千百年中，它形成了江潮汹涌、百舸争流、万千风格的生态。近百年来，出现了黄宾虹的焦墨法、林风眠的西画法、张大千的泼彩法、刘国松的揉纸肌理处理法、周韶华的拷贝纸收缩法、崔振宽的浑融墨法等，这些艺术家们的大胆尝试创新，丰富了中国画笔墨的内涵，其价值也逐渐地被人认识、认同，这些中国画的艺术家完成了对中国画创造性的转换，成为中国画发展的重要链条。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已经从原有传统的单一形式发展成多元并存的繁荣格局，并逐渐进入跨文化的视野，影响着世界的艺术创作，在形式、范式、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创造与中国经验。

中国画本身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国式的笔墨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性，是不可改变也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在当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影响的今天，中国的艺术家无意以中国画改造别国的画种，其他的画种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画的特质和本性，它们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但不应改变对方最根本的特质。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画代替不了西画，西画也代替不了中国画。几千年形成的审美观念及语言形式，已经融入民族的基因与血脉。坚守中国画的基本理念，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在创作观念上我们是开放包容的，但在核心的理念中，我们保持着传统的文化自信，这种传统的文化自信，也是一种现代精神。

（摘编自吴川淮《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