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e阅读，让生活更美好”，这是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的主题。会上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也用一串串数据证实了“e阅读”是如何深入生活的：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4.3亿，人均数字阅读量为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已达71.3分钟。回顾历年数据，每一项数据都在增长，数字阅读一派快速发展势头，令全民阅读与数字中国建设的成就愈发清晰。

事实上，知识的传播从来都与技术的飞跃相生相伴。过去的千百年里，一次次印刷技术的进步都带来了知识传播的跃升。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探讨了数字阅读理念、方式、实践的创新，还有许多对未来阅读的畅想，我们或许可以用VR眼镜浸入体验一部历史小说，在文字、音视频的交互融合中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目前，我国已有40余个省级数字图书馆，近500个地市数字图书馆，同时，数字阅读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政策、技术、市场各要素的汇聚，更加明确了数字阅读产业 的未来。

（摘编自《数字阅读让书香中国更加馥郁》，《光明日报》2019年04月15日）

材料二：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报》2018年4月18日）

材料三：

读打卡是为了提升精神世界，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将打卡行为分享到朋友圈，一是有邀请众人监督之意，二是也有彰显某种生活方式与价值倾向之意。但当阅读打卡被融入了社交因素，在一些人那里，难免就会有变味的时候。不排除有些人阅读打卡行为，和占领朋友圈一样，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承诺，拍个照、录段短视频，秀一段时间之后便鸣锣收兵。

阅读打卡有“表演”的成分，但对多数人而言是有益处的，这也是为什么阅读打卡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原因。阅读打卡有“强制”的色彩。强制自己阅读，对于成年人来说，未尝是坏事，都市生活匆忙而慌乱，时间碎片化，注意力不集中，是每个人都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于是，强行在每天的时间里拿出半个小时用来读书，就有了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会升华一个人的内在，坚持一段时间读书的话，阅读者真能体会到由浮躁变安静的快乐。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修身养性行为，读书给予一个人的回馈是巨大的。

阅读打卡潮流的形成，必然是由政府与社会各层面的倡导、阅读机构的推广、商业力量的辅助等协力完成的。在劝人读书方面，这些年来各种举措可以用“苦口婆心"来形容，如今终于初步见到了效果，推广者感到欣慰，阅读者感到有收获，其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阅读打卡的好处与坏处比例有多大，这真的不好判断。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要不要阅读打卡，那就是因人而异，不必用打卡来把读书变成任务，阅读打卡的选择权，一定要百分百交到阅读者自己手里。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4月23日）

材料四：

如今，在日益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利用碎片时间进行阅读。相关数据显示，每天连续阅读时长在半个小时以内的用户占了大多数。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正选择利用碎片时间阅读，比如在飞机、高铁上，甚至是候车室。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中国领先的数字阅读平台掌阅联合中国铁路、厦门航空、联合国，全场景覆盖，打造“阅读无处不在”的全新体验，倡导民众利用碎片时间阅读。

本次掌阅推出的读书日活动，一方面，向人们传递了"阅读可以无处不在，阅读可以随时进行”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提倡民众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去阅读，发掘阅读的更多乐趣。此外，掌阅还希望借助联合国、厦航、中国铁路这三大平台，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阅读行列中，在响应联合国“走向阅读社会”号召的同时，也搭建起不同出行场景的阅读文化氛围，进一步提升乘客们的搭乘体验。00后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对电子阅读有天然的亲近感，移动阅读正成为一种新趋势，掌阅作为国内领先的数字阅读平台，必将引领全民阅读新时代。

（摘编自央视网）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了几百岁的参天老树。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树木也相当繁密。

我是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变换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生长的爬山虎，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

近日，情景突然改变了。黄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来得那么神速，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

爬山虎，不论这里那里的，都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艳丽。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橘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婆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个时节。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了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猪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

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面对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扁舟一样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江南秋色分明艳羡不已。此外，“红树青山好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力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有删改）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戍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汴河是一条古老的运河，自东汉王景治河理汴后，汴河水道基本固定。自荥阳引黄河水，经浚仪、宋州至彭城入泗水，再由泗水汇入淮水。淮水则是中国古代的“四渎”之一，《禹贡》谓大禹治水时，“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也就是说，汴水与淮水本来并不直接相通。自隋炀帝开通通济渠后，从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汴水偏离旧道，在泗州汇入淮水。“汴水通淮利最多”，唐代文人的运河行旅诗歌在表现汴河与淮水时，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

自古提及黄河，除了感叹奔腾万里的气势外，多瞩目其水色之浑黄。汴河引黄河水为源，因此也成为一条浊河。高适从宋州东游推楚，其《东征赋》云：“出东苑而遂行，沿浊河而兹始。”这里所谓的“浊河”，即汴河。白居易《茅城驿》云：“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茅城驿是宋州汴河上的水驿。汴河两岸本多平原，如白居易所言，真可谓“无景思”也。加上秋日凄清，“浊水半和泥”的汴河也自然成为这种凄凉萧条的一部分。汴水浑浊既是常态，汴水澄清也便成为一种瑞象。姚合《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汴水从今不复浑，秋风鼙鼓动城根。梁园台馆关东少，相府旌旗天下尊。诗好四方谁敢和，政成三郡自无冤。”以汴水澄清比喻令狐楚治理汴州的政绩，堪称“浊汴”意象的绝妙反用。

唐人提及淮河时多称“清淮”，“清淮”成为具有吟咏价值的诗歌意象。《文苑英华》记载杨谏《月映清淮流》赋、徐敞的《月映清淮流》诗，皆唐人的省试作品，“清淮”这一意象被引入省试诗赋，说明其文学审美价值已经逐步经典化。唐诗中大量与运河行旅相关的“清淮”意象，可以视为这种经典文学意象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扩散性影响。

唐代运河行旅诗中的“浊汴”与“清淮”意象各有其意义承载。但淮河在中国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从唐代的运河交通来看，汴、淮交汇处作为不同文化区域的分界线，最易引发诗人的感叹。如宋之问《初宿淮口》云：“孤舟汴河水，去国情无已。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汴河东泻路穷兹，洛阳西顾日增悲。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由淮入汴或是由汴入淮所引起诗人情感的波动，是传统的地域分野观念借助运河交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但与诗人旅途的主观感受关系更大。李绅《却入泗口》云：“洪河一派清淮接，堤草芦花万里秋。烟树寂寥分楚泽，海云明灭满扬州。望深江汉连天远，思起乡闾满眼愁。惆怅路歧真此处，夕阳西没水东流。”诗歌由汴淮交汇处“洪河一派清淮接”这一地理现象所触发，诗人生发“惆怅路歧真此处”的感慨。在这首诗里，“浊汴”和“清淮”两个诗歌意象结合在一起，超越了两者各自独立时候的内涵指向，重新生发新的意蕴。

除了表现汴淮交汇处的地理现象及抒写由此引发的心理感受，唐人相关的浊汴清淮意象还被进一步引申。如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三云：“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诗由汴淮交汇处渡口的不同水质现象，表达世事人生流变不常之理。孟郊《憩淮上观公法堂》云：“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浑黄。且将琉璃意，净缀芙蓉章。”用浊汴清淮交汇而淮水自清的现象，喻清净之心不染尘俗的道理。诗歌中的浊汴清淮意象，超越了对现实中的运河交通地理的书写，是对基于运河交通所生发的这一文学意象的合理拓展。

（摘编自滕汉洋《唐诗中“浊汴清淮”意象》）

【推荐2】《学人》第13期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后，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反映。现在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即使我们不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解释学来，至少经过我们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也是很有意义的，更何况这样做了之后总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吧！为此，我打算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我们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一分析。

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解释。据杨伯峻推算《左传》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一部对经典进行解释的书。《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叙述注释，这段叙述注释可以说是一相当完整的叙述式的故事，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像《左传》这种对《春秋》的解释，对中国各种史书都有影响。

《易经》本来是古代作为占卜用的经典。虽然我们可以从它的卦名、卦喜、卦序的排列以及卦辞、爻辞等等中分析出某些极有价值的哲理，但我们大概还不能说它已是一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系辞》把《易经》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对它作了整体性的哲学解释。这种对古代经典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对后世有颇大影响，如曹魏时代王弼的《老子旨略》是对《老子》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如此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

如果说《左传》对《春秋》是一种叙述事件型的解释，《系辞》对《易经》是一种整体性哲学的解释，那么《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则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在《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其主要部分是为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作论证的。在《韩非子》的《解老》中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喻老》则是更为鲜明地对《老子》作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篇中大都是用统治者的成败、国家兴衰的历史故事来解释《老子》。

如果我们再从先秦典籍中找其他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也许还可以找到若干不同的解释形式，但我认为上述三种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除上所述，自西汉末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翻译问题自与“解释问题”相关。佛经中有许多名词概念在中国无与之相当之词汇，故多用音译，因此，在佛经的译本中就出现了“音译”的问题。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翻译的佛经每卷后面有“音义”、“音训”之类，其中包括对无法“意译”只能“音译”的佛教名词概念的解释，而往往又会因对佛经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问题。对这些有关佛经翻译的方法与原则加以系统整理，或亦于中国之“解释”理论有重要意义。

最后，我必须再次作点说明，本文只是想对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注释作一粗浅的梳理，以揭示“解释问题”对当下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诸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种梳理的工作对建立“中国解释学”或有若干意义，或无甚意义，有俟贤者之批评了。

（摘编自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