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

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

《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

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

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

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需要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

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

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摘编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

出租车司机

刘易斯

我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是那样的自信而又雄心勃勃，我想往上爬，跻身于上流社会并且财运亨通，我想出人头地结交法律界名流。但我没有料到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办得极不顺利。

那天，我的上司派我到名叫新缪灵的农村小镇，给一名叫奥利弗·卢肯斯的人送传票。我们需要这个人在法律程序上做证人，可是他对我们发去的信函不予理睬。

我告诉他我想找一位名叫奥利弗·卢肯斯的人。

“我有一辆出租车，我把它开出来，咱们一块开车去找卢肯斯，他玩的大部分地方我都知道。”

他是如此开朗和友好，以至我被他的热忱深深地感动。他开出车来喊道：“喂，年轻人，这就是你的四轮马车。周围的人都叫我比尔……”他那爽朗的笑声，仿佛把我当成他的老朋友了。而且把为我找奥利弗·卢肯斯当成了他的任务。我告诉他我是来给卢肯斯发传票的，而卢肯斯拒绝当我们的证人。

比尔把我带到贝内克家，兴高采烈地问道：“你们今天见到过奥利弗·卢肯斯吗？他的朋友在找他。” 贝内克看着藏在比尔身后的我，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他刚才在这儿来着，可能到居斯塔夫逊那儿刮胡子去了。”

我们把到了居斯塔夫逊的理发店。一位顾客说，他沿着旅馆那边大街散步去了。

我们又到格雷理发店，主人说他可能到公共赌场去了；我们又追到公共赌场去了。我们又追到赌场，人家说他露过一面，买了一包烟就走了。我们穷追不舍跟在他的后面，但总是找不到他，已过了午间一点钟，我感到很饿 。

“叫我老婆为咱们做午饭，费用不会超过半美元，但能吃到丰盛可口的饭食。 我们到瓦德峰上，一边吃，一边欣赏风景。”

比尔那乐观的乡村人的智慧对于我这个常有城市病的人来说非常清新。当我们坐在山顶上，眺望一片片绿油油的牧场和蜿蜒流过片片树林的小溪时，他用当地的方言土语谈论着新缪灵，解释着每一件事，无拘无束地嘲讽这里的人们。

这一天我对新缪灵的了解比在城里要多得多，因此，我爱上了这个地方。

我们离开森林和草地，继续寻找奥利弗·卢肯斯，但还是找不到。最后比尔抓住了卢肯斯的一位朋友，逼着他承认“奥利弗·卢肯斯可能到离这儿3英里远的他妈妈家里去了。”

“我认识奥利弗的妈妈，她是个厉害得令人可怕的人。比尔叹息道。果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高大而愉快的老太婆。但她听明来意后喊着：“我不知道什么奥利弗，也不想知道”，并从老式的火炉上抓住一只熨斗把我们赶了出来。

回城的路上，比尔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翻腾。我想着那些与高等学府和法律界不搭边的诚实而愉快的人们，激动不已。我找到了财富，我发现了新的生活方式。

我的上司差一点没把我给杀死，第二天我再次被派到新缪灵，一位和卢肯斯一起工作过的人和我一起去。

火车到达新缪灵的时候，比尔站在车站的月台上，身子倚在他的车子上。奇怪极了，卢肯斯的妈妈——那只母老虎正在那里和比尔又说又笑，没有半点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的同伴问：“昨天你在这儿见到过他吗？”

“是他帮着你找奥利弗·卢肯斯的？”

“是的，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他应该帮忙，他本人就是卢肯斯！”当我把传票交到卢肯斯手里时，他的妈妈大声讥笑我，仿佛我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满怀友爱和善意，请我到邻居家喝杯咖啡。

“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们之后，他们都焦急地盼着你的到来。”卢肯斯指着周围的人，兴高采烈地说着，“他们是这个镇子里昨天没有见到你的仅有的几个人。”

①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②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③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④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选自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删节)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花间集》里，大部是闺情、别意、流连光景之作。不好的不讲，做得好的，自成一种凄惋、惆怅、柔丽、细腻的风格。人几乎这样想：像《花间》这样的才是词。如其词的领域为《花间》独占，是词的不幸；要它继续发展，意境上、材料上须得开拓须得丰富才行。《四库提要》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又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这里关于苏、辛在词的历史上的位置，及对于他们的风格的认识，都说得很是。但是透露了两个意义相类的名目——“别格”、“变调”，——言外若有微辞，就不免失却评衡家无所容心的鉴赏的态度。我们固然不说新生的是“常格”是“正调”，可以抹杀旧来的；但也不说旧来的因为发生在先，故是“常格”是“正调”，而新生的与此不同，便是“别格”是“变调”。“清切婉丽”为什么是正？“慷慨纵横”为什么是变？这些常别正变的议论，是拘泥褊狭的评衡家造了出来，因以减损自己的鉴赏力的，犹如蚕儿吐丝作茧，却裹住了自己的身体。要能充分地鉴赏文艺，就得丢开这些无益的观念。这样，才能真切地吟味苏、辛的词，同样也能真切地吟味《花间》派的词。

　　　　 （选自叶圣陶《〈苏辛词〉绪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