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一天，法国巴黎市民从当天报纸上看到一个十分醒目的消息：昨天，法国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作为新当选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了科学院院士例会。按照老规矩，院士第一镒参加例会，要宣读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不过，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夏里·法布里教授没有宣传自己的论文，而是宣读了在他指导下的一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的论文。教授自豪的告诉与会者，这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由于出色的研究成果，将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荣获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巴黎的报纸还刊登了夏里教授和这位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大幅照片。这一消息使巴黎人惊奇异常，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又愚昧的国家，而今天，竟然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人登上了法国神圣的科学殿堂。要知道，即使是法国科学家，要获得法国国家级科学博士学位，也是不容易的。

这位令巴黎人大吃一惊的中国人，就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

严济慈出生在浙江东阳县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农民的儿子。7岁时，进入严家祠堂的蒙馆读书，读四书五经，但他对那些艰涩的圣贤之言没有兴趣。有一次，他父亲到杭州去办事，无意中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一本《笔算数学》，便买回来给了严济慈，严济慈高兴极了。当时，村子里谁都没有学过高深的数学，也找不到可以请教的老师。严济慈硬着头皮自己“啃”，硬是“啃”下了这本书。

14岁时，严济兹考上了浙江东阳县立中学，成绩是所有考生中最优秀的。家里省吃俭用，把这个“严家几辈子才出的读书人”送进了中学的大门。严济慈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刻苦用功，每学期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

这年夏天，他来到省城杭州报考大学。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他决定报考离家最近的南京高等师范，因为师范不仅免交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有一天，他看见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张贴的招生告示，心想：反正没事，不如再去考考看，于是，又报考了河海工程学校。

不久，考试揭晓，严济慈两所大学都考上了，而且免冠全省第一。这一来，轰动了杭州城，也速速传到他的家乡东阳县。为此，浙江省教育厅把东阳中学列为全省的重点中学。

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严济慈远涉重洋，到法国留学，把目标选定在著名的巴黎大学理学科。按校规，20多门主课，考试通过一门即可得到一张文凭，考取8张文凭就可毕业。但由于课程艰深，考试繁难，考取一张文凭并非易事，不少学生在校多年，一张文凭也没拿到。

巴黎大学一年举行两次考试。这次勇敢尝试的结果，成绩优等，使他一进校就获得了第一张巴黎大学的文凭。巴黎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也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物质诱惑。严济慈对于一切不为所动，每天从下榻的旅馆，到教室，到图书馆，到实验室，四点一线，从不偏离。一年之后，夏天的考试又来临了，严济慈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扎实的知识功底，通过了3门主课的考试，夺得了3张主凭，这是巴黎大学的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严济慈在巴黎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的著名实验室工程师，研究当时物理学的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压电效应）。面对难题，除掉不能再减少的睡眠，分分秒秒都用来研究，最后终于成功了。他的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被夏里教授在第一次出席科学院院士的例会时拿到会上宣传，轰动了巴黎。

（摘编自《中外著名科学家小传》）

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

陆怡彤   远山

她像极了一位童心未泯的邻家奶奶，有着正午阳光一般的笑容。侃侃而谈中，她的话语流露出对人生与戏剧的睿智思考，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坚定之光。这便是我们对陈薪伊的印象。

前不久，由陈薪伊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结束了长达8天的演出。这位年届耄耋的中国女导演，以自己的人生感念和戏剧探索，为全世界纪念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2016年画上了一个韵味悠长的句号。

陈薪伊说，自己与莎士比亚的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看过两部莎翁作品的电影，苏联邦达尔邱克主演的《奥赛罗》和英国奥利弗导演并主演的《哈姆雷特》。她顺着他们的思路认识了一个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20世纪80年代初，陈薪伊开始学习导演专业，对戏剧的研读让她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莎剧对人性犀利的解剖让她懂得“经典”与“大师”的含义。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排演剧目中，她是《麦克白》分场导演之一，并在剧中扮演了麦克白夫人。1986年，陈薪伊执导的《奥赛罗》参加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引起强烈反响，她因此被评为当年“全国十佳导演”之一。时隔30年，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陈薪伊再次走进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

如何才能排演出与众不同的《哈姆雷特》？如何才能引导中国观众读懂《哈姆雷特》？这些问题在陈薪伊的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直至她再次打开《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翻译家朱生豪走进了她的视野。一个火花闪现，“答案就在这里”。

朱生豪，32年的短暂人生，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提起译笔的那一刻，朱生豪勉励自己：“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挑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朱生豪曾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翻译，所以他决定要坚持翻译莎翁剧作，就好像他来人间就为了翻译这一件事。这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他一个人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在轰炸上海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当《哈姆雷特》的手稿被炸毁以后，他又重新再来。陈薪伊忘不掉那昏暗的小屋与破旧的床，忘不掉朱生豪头上的轰炸机螺旋桨，忘不掉屋外的狂轰滥炸，仿佛被烧焦的手稿还挥不去地飘零在半空中。

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内心荡起波澜。这一次，她在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译本中读到更多的是共鸣。朱生豪将出场两次且只有几句台词的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放在了人物表的第三位。在陈薪伊看来，满是亢奋与激情的朱生豪是在用言出即行的小福丁布拉斯来观照哈姆雷特。于是，她在话剧《哈姆雷特》中加入了朱生豪的故事，由演员佟瑞欣一人分饰二角来完成。她解释说：“朱生豪有着令我崇尚的理想人性，即莎士比亚崇尚的理想人性——激情与理智相结合的完美人性。”“在剧中朱生豪顽强的生命力、坚强的意志力与哈姆雷特怠惰延宕的性格、懦弱犹豫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对抗。”在这部悲剧中，她期望“无冕之王”朱生豪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表演转换能够唤醒观众，希望人们可以用对比的思维重新判断那个被粉饰过的白马王子，从而拷问每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细枝末节，去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曾执导过京剧《商鞅》的陈薪伊，在大多数导演退居幕后的这个年纪，仍然选择了舞台第一线，“言出必行”何尝不是投射了她的艺术人生。

这版《哈姆雷特》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中国味道”的细节。舞台布景里中国建筑元素的运用，昆曲《牡丹亭》音乐的加入，等等，都是现场观众的会心之处。如何令中西文化和谐融洽地共处一个空间，大概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探索的时代命题。陈薪伊说：“虽然许多戏剧的处理是在解剖哈姆雷特，但我不能让哈姆雷特失去莎士比亚戏剧中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韵。因而，我用高贵的气质去融合不同的剧种。比如，我加了一段《牡丹亭》的音乐，因为无论是花园殉情，还是父亲在感情路上的阻隔，奥菲利亚和杜丽娘都是十分相似的。”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自己忠实。”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这也正是陈薪伊的戏剧初心。因为忠于自己，她日夜琢磨如何更好地呈现那些也许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细节；因为忠于自己，她渴望用莎士比亚的精神去反观人性，让人类看一看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因为忠于自己，她将生命和时间都交付于舞台，把舞台视为不能亵渎的神圣的殿堂，努力用思想和世界观去诠释戏剧作品，感召观众。“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这便是陈薪伊和她的戏剧人生观。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5日，有删节)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一般认为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相互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说文解字》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感天而生”就是知母而不知父的意思。如传说中的商族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有孕而生；周族祖先后稷，是其母姜塬踩了天帝的脚印感孕而生。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系社会的婚姻状况。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他们的姓都带女字旁，如炎帝姜姓，黄帝姬姓，虞舜姚姓等。“氏”的产生比“姓”要晚一些，这是因为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往不同的地万居住和生活，每一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一个氏族分成多少个支族，就有多少个氏。因此可以说，姓代表母系血统，氏代表氏族分支：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这就是姓与氏最初的根本区别。

进入夏、商、周三代，姓氏除了保留原有的区别外，其功能又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得来的，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贵者有氏，贱者无氏。这时的贵族都是男子，所以男子有氏。如果他的封邑、官职或居住地发生变化，他的氏也就跟着变化。如商鞅原为卫国公族，可称“卫鞅”；后来他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子称氏以别贵贱”。至于女子，她们在家只能按孟、仲、叔、季等排行相称。另外，夏、商、周三代，严格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因此，女子在出嫁时都要用姓标明血统，而在姓之前冠以孟、仲、叔、季等排行。女子出嫁后，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出嫁前的本国国名。如果所嫁之人为国君，则也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所嫁国的国名。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女子称姓以别婚姻”。

大约在秦汉时代，姓与氏混合为一。这表明在进入封建的大一统社会以后，姓与氏已经没有区别了。姓氏代表血缘传承关系的一种符号，中国人姓氏代表的是父传子的血统关系。中国人，尤其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自西周春秋以来，中国人的亲属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古代的国家观念，也与家族观念相联系，所谓一家一姓的天下，实际上是父系家族观念的无限扩大。在这种宗法制度和宗族观念中，中国人十分重视“姓”，有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很多地区流传着修谱联宗的现象，在全国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中国人姓氏几乎都是以父传子的垂直方式世代相传的，女子婚后也不改姓，仅仅附上夫姓，表明已婚了。所以，中国人姓氏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的全过程，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和国家统一上，曾经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姓氏的产生与发展》有删改）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朱康有

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是“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句话强调了家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家庭是社会组织机构的细胞，“细胞”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而且还关乎社风民风，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②在儒家《大学》经典中，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的“八目”或者说八个阶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结构。包括修身在内的前五个阶段是“内修”，从齐家开始则是“外治”的逐步展开，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说，家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从事“天大”的千秋事业，仍要从个人的修身齐家这个基点做起。

③家风家训中体现的家道，可以转化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深切感情。历史上一些名门望族历经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风家训传承在家族延续中发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非常突出。家训既有典型代表性，又有广泛适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不是为“一家一族”所有，而是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结晶中。我们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意味着透过家庭之“道”，不仅能透视一个家庭之兴衰，还能体察一个社会之变迁。

④自汉代以后，家教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这类家教书籍原本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教化范本，因其寓“教”于“孝”“亲亲”之中，有效地起到了道德教化作用，其中所宣扬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观念，无疑也成为全社会效法的美德。因此，在宋明清时期，“家训”被刻版成书，流传越来越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育中的重要史料。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其内涵容纳广阔，在传承过程中牢牢刻印在子子孙孙的头脑中，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价值威力和鉴戒功能。

⑤《论语·学而》中讲的一个道理是：“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引申言之，好的家教之风能够孕育出好人，好人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促进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好的家风不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我们今天不再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可资借鉴。

⑥好的家教，胜过好的学校；好的家风，强于万贯家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寥寥数语道出了家族兴衰的道理。决定一个家庭兴衰荣辱的并不是财富，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门风，再多的财富也传不下去。所以，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既经得起良知道德拷问，也经得起后人历史评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此言得之。

（有删改）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挖掘，新发现的6个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公众纷纷关注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的蜀文化和早期的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以此论断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委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

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考古工作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80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接续探求，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