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以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副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衙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其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贳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膏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科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搅讴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要交纳船税，要支付牵挽、转搬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有删改）

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中国运河作为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秦代，运河已经连通了五大水系。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隋唐时代，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计算在内，为世界之最。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全国的首都，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此外，漕运还起着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保卫北方的边陲。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的生命线。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

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摘编自邹逸麟《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据国外媒体报道，可再生能源在2017年里的发展轨迹如同过山车一般，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出现跌幅，中国圆满完成全年太阳能设备安装目标。自2009年以来，太阳能价格跌幅大约为62%，而离岸风能的成本在近几年中也减少了一半，其在2017年内达到每兆瓦57英镑。

由此将套造成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将会在能源拍卖市场继续寻找成本达到历史谷底的太阳能和风能，而目前无需补贴的太阳能和风能农场正处于开发过程中。荷兰国际集团油气方向技术总监兹瓦指出，整个2017年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持续保持高位发展，但增幅却并不明显，其中很大原因正是中国和德国等国家出现能源产能过剩以及能源价格下跌。事实上，能源领域产能过剩的趋势将套一直延续到2018年。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2920亿英镑。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协定》峰会上还承诺将为国内煤炭使用量设置上限，事实上燃烧煤炭已经在多个中国城市造成严重空气污染，而中国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峰值。备受各方期盼已久的中国国家排放交易机制已于2017年12月正式实施，该机制使得中国发电站在碳排放方面都会受到国家定价的制约。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国内的发电站仍严重依赖燃烧煤炭来生产电力。

（摘编自《凤凰国际》2018年1月）

进入新时代，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问题日益呈现系统化和复杂化，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更加重视对市场、技术、消费者等各种驱动因素及驱动机理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战略，合理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地区布局和系统结构，构建长期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出多主体复杂动态博弈的特征，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社会效益逐渐降低，激励政策实施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政策投资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政策的杠杆作用也在逐步削弱。亟需有关部门从不同主体的内在需求出发，深入探讨其央策动机、决策行为厦其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更加有效稳健的政策。一些地方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差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道路选择上同样也呈现多样化。当前，亟需研究政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确定好长期战略性引导政策，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情、省情、区情，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环境状况等方面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有效的政策，构建符合“美丽中国”总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1月）

元曲独特的艺术风格完全可以填补其在思想史、美学史、语言学史上的诸多不足。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灿烂的光彩，理应占有重要地位。

元曲的艺术价值是什么?

首先，用语率真自然，通俗易懂。古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一带的民间语言豪放、自然，且多有风趣幽默的口语。采用这样的“天然丽语”创作的曲子才能顺应自然个性，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感情。元曲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是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绝唱，具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学、民间文学。诗词讲究含蓄蕴藉，偏重于使用比兴手法，而曲则多使用直陈白描的手法，不留余蕴，穷形尽相，刻露无余。

其次，形式多样活泼，格律的灵活运用、特殊的句式和用韵产生特别的音韵美感，造就了“曲味”。曲和诗词一样是有格律的，但曲的格律要比诗词灵活。曲的格律可以随人的情感而变化，既可用小令来写景状物或抒发稍纵即逝的感情，也可用带过曲或套曲来写故事场景，歌颂或贬低某些人物，抒发积淀已久的感情。从句式来看，元曲灵活多变，伸缩自如。它有很多独特的句式，许多句子采用前三后四的折腰句，不同于诗词前四后三的律句，故而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节奏感。

而元曲的社会价值，则首先在于能让人抒发个性中的真实感情，特别是牢骚、愤懑。诗词讲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矜持蕴藉”，这样会使人性中的不平情绪受到压抑，使人的个性得不到张扬和发挥，而曲则常常表现为曲而有直，一吐为快。其次是元曲敢于直面人生中的诸多问题。元曲能将所有的人间苦乐、世道人心、社会风气都大胆地歌唱出来，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完全是作者真实的心思、真实的情意，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感情，使读者感到可亲可信。再次是元曲渗透着作家们的反传统精神和创新精神。元曲继承了古代诗歌的精髓，发展了独特的形式和韵律。这种反传统精神和创新精神显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一贯向上、不断追求进取的气魄，使得我们民族能够长期奋斗，不甘屈服，不断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因此，元曲不仅仅是诗词曲现象，更是社会现象，有着不可轻视的社会价值。

元曲这种文学形式诞生于民间，理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元代以后就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元曲的思想内容比较单薄，比不上唐诗宋词丰富、深刻。其中的叹世隐居、流连风景的作品往往带有一些消极思想;正面揭露阶级压迫、抨击封建统治、表现人民反抗情绪的作品较少。这当然是元代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另一方面，元代后期作家逐渐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作曲时在形式上追求格律完善、用词典雅，使当初的豪爽之气衰减，以诗词的细腻来匡补散曲的粗犷，反而使这种自然的文学形式的路越走越窄。

当文学形式把反映现实生活、抒发真实感情放在首位时，它就会蓬勃兴盛、灿若云锦，而当它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出现典雅化、纯文学的倾向时，它就会逐渐衰落。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的套曲《夜行船·秋思》中有一句“青山正补墙头缺”，这句话意味深长，影响很大，耐人寻味。元曲恰可被视为诗歌史上“补缺”的“青山”。今天，我们在促进诗词曲创作的繁荣的时候，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肯定元曲的地位和价值，扬其优点、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

(摘编自史文山《弘扬元曲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文如其人”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言为心声，风格也应是作者个性特征的自然流露。

单从个性上看，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再从主观上说，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文风与人的性格特征是一个人生活阅历、社会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如其人”的确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

但是，“文如其人”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如其人”是一个宽泛的命题，既包含了知性、气性方面的问题，也包含了情性、德性方面的问题。知性、气性与情性、德性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文如其人”问题上的争论中，混淆了人的气性特征与德性特征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知性与文法的关系、气性与风格的关系，属于心理学范畴，是一种必然的对应，实然的存在，而情感表达真实与否问题，人品的好坏问题，属于伦理学范畴，其与文不是必然性相关，而是或然性相关。既是或然相关，就有“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文、人相悖的突出表现。

此外，文、人相悖还有文、人关系中的外力牵引因素，作品的形成大多出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能超绝于世外。由他人、社会所形成的外力一并涌入，往往对作者构成有形或无形的牵引。政治权力的影响在这种外力牵引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时代的文章，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开明时期，作者的自由度相对大，没有或者相对较少约束，这种自由自然可以反映在文章的风格上。在政治严酷时期，作者失去创作自由，有的作者也不得不俯仰从人、随俗为言，文章中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现象，导致言与志、文与人之间拉开距离，产生不同形式的文、人相悖的现象。一种表现是，作者屈就压力地歌功颂德，投其所好地鹦鹉学舌；另一种表现是，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作者不敢铮铮有声，只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隐晦方式尽管形式上与违心迎合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或多或少隐蔽了真实的人性。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是《礼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警醒起来。所以，“毋不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一般认为，敬与不敬，是关涉孝与不孝、诚与不诚、君子与小人的问题。但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敬与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在《礼记》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就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死的生命问题！《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典故，讲的就是“失敬弃命”的生死故事。故事的主角成肃公在出征前依照常规参加例行祭祀，在社庙接受服肉的时候，漫不经心，态度举止失礼，不幸被在场的刘康公言中：“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子这样失敬，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性命啊！他此去大概回不来了吧？果然，成肃公后来死在了战地。这个故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对于古人来说，祭祀不敬的因果报应之事经常发生。这正如现代社会的交通事故，每天都会以惨不忍睹的画面提醒人们：小心上路，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又时常抱有侥幸。怎样避免成子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的人生课题。

怎样才能做到敬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圣人都强调，要做到敬必须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的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初看起来，这个回答似乎有点偏题，但实际上说的正是敬的根本，敬，不是一时表演出来的礼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礼乐常态。《礼记》针对恒敬的人生难题——要做到一时的敬易，要保持一贯的敬难——从礼和乐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效的治难办法：一是致乐以治心，用音乐加强人的内在修养，让人安下心来；二是致礼以治躬，用礼来端正外貌，使之庄重恭敬起来。庄重恭敬，人就有威严。心里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和，有一小会儿不愉悦，鄙俗狡诈之心就会乘虚而入，马上就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外表上只要有一点点不庄重，有一小会儿不恭敬，轻率怠慢之心就会随之而来。

一言以蔽之，做人要敬。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是一门人生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摘编自刘建华《从腹言“毋不敬”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