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央视网消息：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全军上下厉兵秣马，练兵正当时。1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隆冬的华北大地寒意正浓，训练场上生机勃发、热情涌动。开训动员大会主会场——中部战区 陆军某团靶场，7000余名官兵全副武装、威严列队，近300台装备整齐列阵、气势磅礴。校阅台上悬挂着“中央军委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横幅。“按实战要求去训练，按训练去实战，训练与实战达 到一体化”“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字样格外醒目。同时全军设4000余个分会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设野战化分会场。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地到万里边关，三军将士威严伫立、集结待命。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 织全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强新时代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相。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媒体周一首次证实，中国正在研制第一架舰载预警机空警一600。“这是因为美国去年在 日本和亚太其他地区部署了F—35隐形战斗机，挑战了中国在该地区的空防。”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表示，空警一600将配备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发现隐形飞机，如F—22和F—35。此外，新的预警机也可能成为空中指挥中心。报道援引军方专家的话称，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侦测隐形战机。该飞机将弥补和美国关键武器之间的差距，提高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空警一600将可能用于中国在上海建造的第3艘航空母舰，并与先进的 电磁弹射系统兼容。

空警一600由两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驱动，机身采用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它与美国的舰载预警机E—2“鹰眼”非常相似。文章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话说，“空警一600的最大优势是配备了更先进的雷达和通信系统，可以监视更广泛的空域，甚至可以检测特定角度的隐形战机。”

(摘编自2018年1月25日《环球时报》）

材料四

中国航母专家李杰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首艘国产航母近期进行首次海试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具体海试时间，李杰认为，目前还难以预估，但综合保障船主要是为海试期间舰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相关人员提供居住、休息等保障的，如果相关人员已经上舰，舰艇就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港口，从这个角度来看，距离海试应该不远了。李杰认为，如果国产航母近期就海试，那距离去年4月底下水不到一年，这说明航母研制的整体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摘编自2018年1月25日《科普中国》）

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秋风桐槐说项羽

梁　衡

去年十月里的一天,我在洪泽湖畔继续我的寻访古树之旅。在一家小酒店用早餐时,无意听到百里外的项羽故里有两棵古树,下午即驱车前往。这里今属江苏省宿迁市,我原来以为故里者只是一古朴草房,或农家小院,不想竟是一座新修的旅游城,而城中真正与项羽有关的旧物也只有这两棵树了,一棵青桐和一棵古槐。

中国人知道项羽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一篇《项羽本纪》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树起了一个英雄,从此国人心中就有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楚霸王。斯人远去,旧物难寻,今天要想触摸一下他的“体温”,体会一下他的情感,就只有来凭吊这两棵树了。那棵青桐,树上专门挂了牌,名“项里桐”。据说,项羽出生后,家人将他的胞衣(胎盘)埋于这棵树下,这桐树就长得特别茂盛,青枝绿叶,直冲云天。项羽是公元前232年出生的,算到现在已有两千二百多年了。梧桐这个树种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但是,这棵“项里桐”却怪,每当将要老死之时,树根处就又生出一株小桐,这样接续不断,代代相传。现在我们看到的已是第九代了。在中国神话中梧桐是凤凰的栖身之地。有桐有凤的人家贵不可言,项羽在此树下出生盖有天意。现在这棵九代“项里桐”正少年得志,蓬勃向上,挺拔的树身带着一团翠绿的披挂,轻扫着蓝天白云。桐树之东不远处,有一棵巨大的中国槐,说是项羽手植。由于此地是黄河故道,历史上黄河几次决口,像一条黄龙一样滚来滚去。这故里曾被淹没、推平,唯有这棵槐树不死。其树身已被淤没六米多深,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它探出淤泥的树头,而这树头又已长出一房之高,翠枝披拂,二人才能合抱。岁月沧桑,英雄多难,这个从淤泥中挣扎而出的树头某年又遭雷电劈为两半,一枝向北,一枝向南,撕肝裂肺,狂呼疾喊,身上还有电火烧过的焦痕。向北的那枝,略挺起身子,斗大的树洞,怒目圆睁,青筋暴突,如霸王扛鼎;向南的一枝已朽掉了木质部分,只剩下半圆形的黑色树皮,活像霸王刚刚卸落的铠甲。这摄取了天地之精、大河之灵的古槐,日修月炼,水淹不没,沙淤不死,雷劈不倒,壮哉项羽!

项羽是个失败的英雄。他的失败缘于他人性的弱点。他学而无恒,不肯读书,学兵法又浅尝辄止;他性格残忍,动不动就坑(活埋)俘虏几十万;他优柔寡断,鸿门宴放走刘邦,铸成大错;他逞个人英雄,常单骑杀敌,陶醉于自己的武功。这些都是他失败的因素。但他在最后失败的一刹那,擦出了人性的火花,成就了另一个自我。垓下受困,他毫无惧色,再发虎威,连斩数将。当他知道已不可能突围时,便对敌阵中的一个熟人喊道,你过来,拿我的头去领赏吧。说罢拔剑自刎。他轻生死,知耻辱,重人格。宁肯去见阎王,也羞于再见江东父老。项羽是民间筛选出来的体现了平民价值观和生活旨趣的人物,人们喜欢他的勇敢刚烈、纯朴真实,就如喜欢关羽的忠义。历史上的“两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国人的偶像。这是民间的海选,与政治无关,与成败无关,是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做人,一个是爱国。

但项羽毕竟是曾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于是他又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看出来,太史公是以热情的笔触、惋惜的心情刻画这个人物的。后人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褒贬他,评点他,抒发自己的感慨。项羽是一面历史的多棱镜,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满足人们多方位的思考。

站在项羽城里,我想,我们现在还能知道项羽,甚至还可以开发项羽,第一要感谢司马迁,第二要感谢这两棵青桐和古槐。幸亏有这青桐、古槐为项羽故里存了一脉魂,为我们存了一条汉文化的根。一棵古树就是一种文化的标志,为我们留存着那个时代的风云。

秋风梧桐,黄河古槐,塑造了一个触手可摸的项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大团圆”既是一种审美趣味也是一种戏曲结构，已成为戏曲创作与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历经教百年而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这样的“团圆之趣”近代以来却遭到了猛烈抨击。先有鲁迅的“这是国民性的问题”的论断，他说“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觉不快”。后又有胡适反复强调“团圆的小说戏剧，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能引人反省”。尽管他们说的是小说，但亦适用于戏曲。

“大团圆”的戏曲结构与内容果真如胡适所言是中国人“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原因吗？事实上，鲁迅的话中就有端倪。如果我们不把“国民性”等同于“国民劣根性”，而是把“国民性”理解为国民性格的话，那么恰可以说明这种“大团圆”的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正是受到了“国民性”的制约，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首先，“大团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靠天吃饭、关注四季轮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循环发展理念，使中国人不仅用周而复始的“圆”来解释自然变化的现象，而且引申为社会与人生的变迁发展。因此，戏曲的“大团圆”程式，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与宇宙人生的“圆”相协调，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让不完美的人生借戏曲得到慰藉。其次，“大因圆”是儒家“中和”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和”表达的是和谐、均衡有序的美学思想，《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在儒家眼里，“中和”才是人和万物存在的状态。在这里，事物对立面之间不再是冲突而应该是和谐的。这种“圆满”“和谐”的审美意识使中国戏曲走上了与西方戏曲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即不以宣泄悲愁为目的；而首重团圆之趣。再者，“大团圆”是审美伦理道德化观念投照于戏曲结尾的必然结果。中国戏曲历来就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戏曲要表现的是世态人情，这必然给戏曲打下深深的道德印记。孔子提出仁要尽善、乐要尽美的理念。仁属道德范畴，乐属艺术范畴，仁乐统一，就是道德与艺术的统一。中国戏曲之所以“贵浅显”，目的就是能把道德伦理寓于戏中，让妇孺皆能看懂并受教，从而实现艺术与道德教化的完美统一。古人认为善恶应各得其所，因此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成为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圆”结局。

戏曲产生并长期流传于民间，从一定意义上说，观众的审美心理也制约着戏曲的创作与演出。所以“大团圆”不仅是创作者遵循中华美学精神的结果，更是观众选择的结果。虽然当下我们应有更丰富的戏曲结构，给观众更多元的选择，但“大团圆”这种深切反映民族心理与民族风貌、真切表现人民和谐朴素的愿望追求、体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彰显和谐之美、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完善的艺术处理与表达方式，不能因所谓的“俗套”“简单”而遭抛弃，我们应该把这精神内核传承下来，并以“旧瓶装新洒”的方式进行弘扬。

（摘编自沈勇《重释“大团圆”与“一桌二椅”：中国戏曲美学再认识》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

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夏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具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华夏意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限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