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作品丰富、写手众多的繁盛局面。但是，网络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粗制滥造、缺乏担当等一些问题。网络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

首先，要提升担当精神。古人写文章，通常追求价值功能，而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今天的网络空间，似乎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网络写作的最初目的是自由宣泄情感，作者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惬意与畅神。换言之，网络文学卸下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快意的游戏写作本质。文学的价值功能，变为自娱和娱人。网络文学应主动担当。写作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题材，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真实心声。通过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网络文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作品中，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责任。

其次，要强化经典意识。传统文学写作，习惯精雕细琢。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值得钦佩。司马迁所言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对作品经典性、永恒性的追求。网络写作追求快速生产，一般不会仔细推敲，而是匆匆写完就贴出。有鉴于此，网络写作需要借鉴传统写作中的经典意识，重建作者的权威性和个体风格，尽量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另外，要尊崇独创性原则。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写作是一种灌注个性精神的创造性劳动，贵在独创性，排斥重复性。而网上资料的丰富性、搜索的便捷性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导致网络写作表现出互文性特征。网络写手，容易受到流行模式的影响，套用现成模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追求独创性的理想，开掘自身的独特体验，重视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达。通过独创性写作从同质化、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流行趋势和套路中突围出来。

最后，要涵养诗性精神。传统文学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联想、想象，才能在头脑里出现。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正是通过对间接的、想象的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咂，而得以实现的。网络文学，因多媒体表达的直观性和便捷性，使得网络写作，不再追求“寄意于言外”的韵味，以及空灵幽远的诗意境界。网络写作，不应一味沉浸于文本的快感、故事的惊险刺激和语言的直白浅陋，而要主动向传统写作取经，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文字，塑造生动的形象、高远的意境，追求意义丰富、含蓄蕴藉、语言雅致的诗意表达效果。

(摘编自罗立桂《网络文学，应向传统文学借鉴什么》)

像什么一样生活?

晓白

偏执狂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宣言带来的最大的解脱是人们不再畏惧一个无形的枷锁，任凭你怎样去思考、折腾，不会再恐慌地听到来自所谓神圣殿堂嘲讽的讥笑。战神巴顿将军说，英雄主义是一堆马粪！这又使我们顿悟，那些胆汁过剩的家伙和我们一样地吃喝拉撒，并不比我们超凡脱俗多少。为此，我们向“疯子”尼采和“英雄”巴顿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这样的反叛和颠覆让我们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爽。

学做英雄是很难的，因为榜样的力量虽然是无穷的，但人们和英雄的距离同样也是无穷的。英雄主义的远离必然是一个平庸时代的到来。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告诉人们其实完全可以换一种活法。做不了英雄没有关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在一个犬儒盛行的时代，照样可以活出精彩。福柯好像说过：人已死去！当我们很多人感到做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人”几乎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猪，想到了狗，想到很多让我们轻松，同时也似乎很幸福的东西。重要的是，多元化的社会中你可以任意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像孤独前行的狼，蜗居敏感的猫，勤奋并极富集体观念的蚂蚁，或者其他。

老虎开始学会钻圈，良驹成为照相的道具，老鹰变得小鸟依人……你呢，还在和“英雄”较劲吗？英雄和平庸，哪一种生活更快乐，这是一个“子非鱼”的论题。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我作为鱼不快乐呢？

卡尔维诺说：“如果要显示生存的负重，那就应该轻盈地显示。”伟大和平庸有时候仅仅是概念上的对立，在生活方式中，它们的界限往往更是被抹杀得不着痕迹。西谚有云：两个无赖就可以毁掉一个英雄。可见英雄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坚不可摧。做不了英雄并不说明人们都是狗熊。同样，远离英雄并不一定就是反英雄，而反英雄实际上是另一种英雄主义。即便做一只猪，也有爱因斯坦所终生憎恨的“猪猡”和王小波所描写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区别——那是多么有个性有思想可爱的一只猪啊。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平庸。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起点越低往往存活的可能越大。所以，在后英雄主义时代困在牢笼里的狮子和忙忙碌碌的人们一起吼叫：“我平庸，我快乐。”准绳的放低就意味着空间的增大。8岁就通晓6种语言，9岁就考上大学，不到14岁就获得博士学位……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计划轻易得到的。中国的“哈佛女孩”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还有多少虽然无法具体统计，但掰着手指头应该可以数得差不多——顶多再加上脚趾头。而号称颠覆性的《我平庸，我快乐》虽屡经讨伐却声势日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顺便提一句，前面那个神童名字叫卡尔·维特，他老爸把培养他的经过和手段写成了一本叫做《卡尔·维特的教育》的书。但就在他大赚其钱的时候，卡尔·维特也渐渐地归于沉寂，最终在学术上鲜有建树，但愿他在生活上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400多年前，英国人莫尔爵士在其著名论著《乌托邦》里设计了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一齐在其中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统而化一的制度化生活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生活的本质或许更接近另一位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观点：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究其一生，人会面临众多的选择，选择学校、专业，选择居住的城市，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汽车，选择电视节目，选择CD唱片……每一项选择都会叠加在你的生活之中，从而构成你一生的轨迹。但人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技术性工程，而是一个个体自由选择或放弃的过程。你可以选择一条轨道一直跑到黑，也当然可以从轨道上来一个漂亮的转身，调度到另一种生活轨迹中去。正如存在主义的鼻祖萨特所言：“我永远在进行自我选择，而且永远不能作为自己被选定的存在。”

哲学家布里丹有一个叫做“驴子的选择”的著名案例。一头驴子在两堆距离同样远近、外观同样大小、味道同样“诱驴”的干草前，不知所措，无法进行选择到底吃哪一堆好，最终因为无法取舍而饿死。人们也会遇到这类的选择困惑。怎样选择生活？至少，我们不要做那头饿死的驴子。适合你自己的，让你感到幸福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哪一堆“干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真正地享用。几米在《向左走，向右走》里讲了一个有关方向的爱情故事，在生活中，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也同样要问问自己，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选自《从有意义到有意思》，有删改）

这是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智能手机正在井喷式“攻城略地”，丰富及时的资讯、花样繁多的游戏、方便快捷的服务，将手机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而人们在畅快享受的同时，也遭受着某种情感“病毒”的入侵，有些“低头族”把孩子搞丢了都没有发觉。

人们在手机上花费太多时间，已经影响到了家庭的功能、社会的交往。不只是孩子，还包括被撇在一旁的老人，乃至于同卧一床的另一半，更不要说饭桌旁边的朋友、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越来越多的“心酸”已经表明，这正在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成为某种亚健康的群体文化心理。

手机玩到烫手，灼伤的是亲情与友情，尤其是最需要家长陪伴和呵护的孩子。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绝不只是提供物质的保障，缺乏父母关注和陪伴的孩子往往会患上“感情饥渴症”，对他人冷漠，对社会敌视，对自己厌弃。因此，“为了孩子，请放下手中的智能手机”，已成为世界多国民众的共同呼声。

“烫手的手机”只是一个拽走当下注意力的代名词。“智能手机烫手”的本质命题，是我们的内心，怎样葆有爱的能力，怎样葆有爱的品质。

人际相处需要时间，更需要质量。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更需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的热情、爱的能力。在虚拟网络上的社交达人，却是真实生活里的冷漠者；每个人常常被圈在自己的世界里，众声喧哗中强化着孤独。更严峻的现实是，我们正在将这种基于技术进步催生的“新时代病”，肆无忌惮地传递给下一代。

手机再智能，终究只是人的工具，如果不能理性驾驭它，人就会沦为工具的奴隶。当一个又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写下他们的困惑与控诉时，每一位成年人的内心，都应该有一些刺痛、尴尬与检省，进而有改变的行动。这是智能科技时代必须有的“文化配件”与心理程序，也是一个健康心智的成年人，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人民时评》(有删节)

据专家介绍，长期低头玩手机，容易使颈椎关节发生错位，患上腕管综合征、腱鞘炎等，除了视力受到影响，容易引发白内障外，还因长时间前倾盯着手机屏幕，缩短脖子肌肉，增加脸颊部位受到的地心引力，导致下颌松垂直至脸颊下垂。

----《百度百科》

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快节奏生活、大城市通勤路线拉长等，客观上令私人时间碎片化，属于自己的“整块”时间越来越少，但一个人吃饭、赶路的机会却增多，导致不少年轻人只能抓紧碎片时间，通过数字终端进行娱乐休闲。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和人的面对面交流减少，社交网络的普及，也是“低头族”出现的重要原因。

另外，业余生活贫乏也是中国人对手机着迷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运动健身、旅游观光、艺术体验、读书学习等“线下”活动的普及程度差，与之相比，中国网民却与日俱增。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各式各样的游戏软件、抓人眼球的视频节目、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网络购物……人们用这些多姿多彩的网络生活来消磨时光、填补内心的空虚。

2017年中国网民手机上网人口属性分析

---艾瑞咨询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不过，在对我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些误读。比如，一些研究我国古代法律史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法是一种“律令体制”，即把我国古代法归纳为“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律”“令”都属于“公法”，“律”即刑律，“令”是对“律”的延伸、补充和细化。我国古代法除形成“律令体制”外，还包括礼典、大量的礼俗习惯法等。这些规范习俗被不少学者称为“礼法”，并认为由此形成了“礼法之治”。

礼典是指由朝廷编纂、颁布的礼仪大典。汉代就有《傍章》作为礼典，唐代《大唐开元礼》集礼典之大成，是后世礼典之典范。作为典章制度，礼典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并蕴含着一定道德规范。律典是由历代朝廷编纂颁布的正式法典。律典以其刚性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官僚系统运行，保障社会秩序。《唐律疏议》是传统律典的代表作。此外，还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主要是指以礼义为旨归、以礼俗为基础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村规寨规、行规会规等，这些“礼法”规范着民间经济、社会活动和生活日用的方方面面。我国古代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其特征是将礼义内容扎根社会土壤，深入百姓心田，成为一种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识，并一代代口耳相传。我国古代的民事关系基本上依赖这样的礼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但民间物和债的关系、婚丧嫁娶和祖宗血脉、财产的承继关系都可以维系而不乱。

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同时，礼典和民间礼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国古代“礼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系。从法律形式上说，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法；从法的层级上说，有结构严密、条文繁复的礼典，有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律”，有大量的以礼俗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我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国理论有自己的范畴、逻辑体系和发展规律。学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这些内容，避免简单以现代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裁剪、比附，努力使研究更为全面准确。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继续在传统法律文化这个园地中辛勤耕耘，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摘编自俞荣根《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

汉赋与汉代

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