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

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存如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所嗜，何顾世人之笑讪也。”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詹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l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手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l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一家书店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当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路大荒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问世。这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l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蒲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蒲学”的基石，在“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蒲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并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集》等著作，实现了他的“蒲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蒲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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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谨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选自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有删改)

国学大师排队一年只为看一匹马

姜常红

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祖籍广东潮州，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2011年12月13日，国学大师饶宗颐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饶宗颐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暨艺术系伟伦荣誉艺术讲座教授、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休教授，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

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大富之家，父亲饶锷开着发行钱票的钱庄，饶家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家学渊源深厚。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起名“天啸楼”，藏书十余万卷。受父亲影响，饶宗颐自幼便浸泡于此，埋首在藏书的世界里。

在父亲的有意栽培下，饶宗颐迷恋读书深入骨髓，坐拥书城的他，从小就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不喜欢玩耍，只喜欢读书。进入学堂后，饶宗颐总感觉先生教授的知识“太肤浅”，于是选择退学回到父亲身边。深受家学的熏陶，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

1932年，饶锷因编撰《潮州艺文志》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不幸离世，留下一份硕大的家业和一部未完成的遗作。那一年饶宗颐15岁，他在家业与学业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父亲去世后，饶宗颐用了一年时间将父亲的遗作单独续完，并连载于岭南大学的《岭南学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35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创建了广东通志馆，破格将18岁的饶宗颐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

饶宗颐学富五车，有诸多研究成果，但他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将文稿一压再压，一方面为了修正老知识，另一方面也为了吸纳新知识。

饶宗颐有一个著名的“兔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守株待兔的心态。一般人太急功近利，老是想抓住几只兔子，而机会就像兔子跑得非常快，积极追的人未必能够逮到。我就靠在树底下，有兔子过来的时候，就猛然扑上去。”

当时法国学界的敦煌学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留存有不少原始资料。为了研究敦煌学，饶宗颐很长时间都居住在法国。一次，他听说法国南部有个原始山洞，山洞的岩壁上画有两万年前的岩画，而且整个墙壁都是动物，其中有一匹中国的蒙古马。饶宗颐猜想这极可能与远东近东的交流沟通有关。远东近东是当时欧美人使用的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概念，近东是指距离西欧较近的国家和地区，远东则指的是离西欧最远的亚洲东部地区。中国的蒙古马属于远东，但出现的壁画却在近东。为了证明远东近东的人类在2万年前已有沟通接触，饶宗颐决定亲自去岩洞看个究竟。

这个岩洞是在1940年被4个孩子偶然发现的，因为担心人们的呼吸破坏洞内景观，法国政府于1963年将山洞关闭，公众不得入内参观，只有科学家和获准的少数人才能在洞内逗留，且每个礼拜只开放一次，每次只有一小时，更苛刻的是，每次仅限入5人。被允许进去的中国人并不多，要排队，饶宗颐为了一睹这匹蒙古马，硬是排了一年的队。1976年，饶宗颐亲自观察了洞窟壁画后，得出了欧洲古代或已存在蒙古马借助欧亚大草原东西交流的考察结论。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了几百岁的参天老树。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树木也相当繁密。

我是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变换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生长的爬山虎，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

近日，情景突然改变了。黄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来得那么神速，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

爬山虎，不论这里那里的，都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艳丽。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橘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婆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个时节。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了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猪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

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面对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扁舟一样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江南秋色分明艳羡不已。此外，“红树青山好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力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有删改）

微信公众号影评文章（简称“影评”），一般都有相关的截图或动图，然后是简洁的文字分析。这首先是技术带来的进步，特别是在分析演员演技与电影语言时，写上十句话的功能性还不如截取一个几秒的片段。但是，评论过度地与视觉性画面相结合，并且尽快给出结论，使评论产生的效果更多在于情绪及观点的同化，而不是在一个思辨的推进过程中，无法容纳更多的思想参与。

在放大影评“可视性”的同时，是新媒体时代影评的“碎片化”。纸媒时代，内容通常都有一定长度。随着技术进步，载体的信息承载功能加大，特别是在即时通信与社交媒体出现后，越来越多的口语内容进入了媒介空间。信息以极大的增量喷涌，同时大部分都是碎片化的，乃至是泡沫化的。体现在影评上，就是短评的增多。

从评论的角度上看，短评就是一个碎片，经常直指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态度鲜明，带有强烈饱满的情绪，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当受众的注意力完全被碎片化的东西吸引，整个受众群体的阅读耐心乃至思想能力会下降。问题不在于“碎片化”本身，这是技术进步中产生的心理与文化问题。

在这样的新媒体形势下，传统影评的主要变化是向着视觉化与碎片化的方向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被加深的还有影评的营销属性。传统影评更多的是个人意见的表达。而在流量经济的时代，点击量可以折算为广告费的时代，影评的市场性加深了，电影类公众号很难抗拒来自影片营销方的诱惑，营销性的影评越来越多。

“可视性”与“碎片化”成为主流，并不意味着文字为主的传统影评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领地，走向消亡。一方面，依然有影评人坚持原有的写作方式，写作文学性与思想性较强的影评，始终以审美上的素养与思想上的洞见取胜。这些影评感性与理性兼备，在电影文本、大众心理与道德意义之间游走。它不追求短平快，但耐咀嚼，有启发。另一方面，这些影评依然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它的阅读量不可能是“10万+”，但一篇好的影评，也有数千阅读量。它的支持者是有着良好的阅读能力与思想能力的读者，在评论区里往往能看到他们对影评的精彩回应。从读写时代到视听时代，是一个文化从精英向大众的变迁过程。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大众文化的狂欢，但从文化结构的角度上看，工业化与“匠人精神”、速食化与深度追求，是一个时代的一体两面，从不同角度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摘编自苏七七《传统影评如何面对新媒体》）

《中国的侠文化》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