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材料一：

深入空间，去探索那些困惑着我们的重大科学难题，如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等。尤其是，人类起源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难题一直激励着我们探索的热情。我们总会发问，我们来自何方？是否存在地外文明？

利用空间技术，去探索发生在空间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等自然现象，将获得在地面上无法得到的崭新知识，把科学推向新的前沿。利用空间环境中高真空、超洁净和飞行器运行获得的微重力等特殊条件，有利于电子材料、光学材料、金属材料、高纯材料、玻璃金属、薄膜和生物制品等的研究，从而生产出在地面上难以产生的多类产品。特别是，利用运行在地球空间的各类应用卫星，如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导航卫星和通讯卫星等，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种社会需求。

（摘编自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专题组《2020年中国空间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

材料二

2010年，在中国进行月球探测的历程里，“嫦娥二号”发挥了承前启后、持续发展的先导作用，“嫦娥二号”发回的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球地形图，是全世界覆盖最全、精度最高的一张全月图。

2013年，“嫦娥三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施着陆器和月球车软着陆月面，开展“就位”和“巡视”联合探测的国家。

2017年，“嫦娥五号”即将启程，在月面铲取和钻孔取样并带回地球。

2018年，“嫦娥四号”的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将对月球背面开展联合探测。在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人类也没有实施过月球背面的专项科学探测，“嫦娥四号”的探测预计将获得一系列的新成果。

（摘编自欧阳自远《深空探测未来可期》）

材料三：

截至2016年底全球实施的空间探测任务次数

注：①发射次数/成功次数。

（摘编自卢波《2016年国外空间探测发展回顾》）

材料四：

近年来，深空探测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推动深空探测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科学探索与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是人类破解科学难题的手段和工具，而距离遥远是实施深空探测任务所面临的首要技术难题。该难题主要表现为：长时间飞行的能源动力问题、远距离飞行的测控通信问题、深空飞行的精确导航与控制问题以及对深空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才促进了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为探测器提供能源的空间核电源技术、通过电场力将带电离子加速喷出形成反作用推力的离子推进技术，以及高频段测控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和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等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利用太阳光压作为动力的太阳帆等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出现。

尽管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还是空白，但是相信随着各种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将不断加快向更远深空迈进的步伐。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深空探测之路，发展经济，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支持我国航天强国建设。中国的深空探测活动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摘编自崔平远《深空探测：空间拓展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并举。这中间，士因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名望、有社会位，在“四民”中占据最显要位置。这一阶层最为人推崇的品质有三点：一是风骨，二是风雅，三是风流。其中，风骨是指士人有刚健气质和耿介性格，风流指其出众才华和不拘于世俗的放逸洒脱。与此比较，风雅则相对中道一些，它一方面指士人具备良好人文素养和社会关怀，另一方面又温柔敦厚，含蓄蕴藉，在待人接物上给人留下精

神的暖意。换言之，风雅处于三种人格中间地带：它强化骨鲠、端正之气就是风骨，增加超迈、俊爽之气则为风流。这样，所谓风骨和风流，其实就是以风雅为中心向两个极的摆荡。前者坚守道义原则，几近于墨家充满侠义精神的绝不妥协；后者蔑视世俗价值、几近于道家的一切流俗皆可超越。由此，如果说风骨和风流均有其偏至性，那么，风雅就在中间地带撑起士人美好人格的大宗。也可以讲，风雅内聚为风骨，外放为风流，两者共同构成风雅所可达至的精神边界。。

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史上，风雅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涉及士人人格和精神境界外，更在于它和中国文明史广泛关联。按照正史叙述，中国文明起于伏羲氏象天法地，制作八卦，此后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再后有周公制礼作乐。也就是说，从自然到人文再到人间礼乐，代表中国文明合理进程。关于礼乐与风雅的关系，清人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指出，《诗大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源”。按照中国古人“乐主情”的一般判断，所谓风雅对内发乎情、对外止乎礼的特性，其实也是礼乐基本特性。风雅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在士人人格和社会风尚上留下的烙印和投影。

风雅在后世，虽然一般指士人人格和社会风尚，但在词源学意义上，却是起于《诗经》关于风、雅、领的分类。它首先是一个诗学概念，然后才由诗逐渐推及士人为入处世层面。由此可以看到，风雅向上通达于礼乐这一关乎中国文明性质的宏大命题，向下则落实于《诗经》具体文本。这决定了风雅既是文学创作典范，也是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目标。换言之，文学意义上的风雅，既可以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

从诗风拓展为士风、家风、国风乃至天下风仪，也可以自上而下，从礼乐文明的宏大理想落实为家国制度，乃至于具体诗文创作，由此，风雅，也就由一一个在风骨与风流之间往复摆荡的精神性概念，转进成为上通礼乐，下达具体文艺实践的无限广延性文化概念。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有删改）

不少人脑海中关于黑洞的形象来源于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清楚明亮的图像，而最新发布的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却有点“糊”。

“模糊是因为‘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分辨率还不够好。”著名黑洞专家、《星际穿越》科学顾问索恩说。据悉视界望远镜此次观测的是位于M87星系中心的黑洞，其质量为太阳质量的65亿倍；而电影《星际穿越》中卡冈图雅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1亿倍。

在采访中，索恩还解析了“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最新公布的M87星系黑洞照片，与《星际穿越》中“卡冈图雅”黑洞形象的不同之处。

“卡冈图雅”的图像显示出强光，而最新公布的黑洞照片上的光却柔和得多。索恩指出，“卡冈图雅”的强光来自拍电影时IMAX相机镜头中模拟的光散射。对黑洞的真实观测可没有拍电影这么好的条件，“事件视界望远镜”中没有IMAX相机那样的光散射。

真实照片中，黑洞一侧明亮，而另一侧暗淡，但《星际穿越》中的黑洞图像却没有这种差别。索恩指出，与“卡冈图雅”黑洞相比，M87星系黑洞的多普勒频移作用显得非常强大，这使得照片中黑洞有一侧非常明亮。多普勒频移是指物体运动时，从那里发出的信号传到接收处时会出现相位和频率的变化。事实上，索恩团队当初为《星际穿越》提供的黑洞模型中同样考虑了多普勒频移，但《星际穿越》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忽略”了这种亮度差异。

星系中心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可以吸积周围物质形成围绕黑洞旋转的吸积盘。电影中的“卡冈图雅”黑洞与真实M87星系黑洞本身就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的吸积盘厚薄程度等特性有差异，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卡冈图雅”黑洞图像的中心有一条亮带。黑洞周围的光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此次对M87星系黑洞成像的“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工作波段是毫米波，但人眼并不能看到毫米波，黑洞图像上呈现出的彩色光是科研人员经过计算机处理而成的。“事件视界望远镜”的科学家选择了红色，而《星际穿越》则选择了其他颜色。

（选自2019年4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有删改）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中国的官印为何由方变圆？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圆形官印出现之前，方形印章是不二之选。但是，方形印章在当代中国却有了不同命运，仅存的硕果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而圆形公章已通行于世。

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要是用来钤印封泥，起到保密作用。《周礼•地官•司市》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录，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中国印章图案最初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是篆书，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呈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对印章的规格和尺寸做了规定。皇帝、皇后、太后、太子、亲王的玺印称为“宝”或“玺”，用玉和金制作，印钮为龙或龟。正一品至九品官员的印章用银或铜铸造，印的边长从三寸四分到一寸九分、厚度从一寸到二分二厘不等。文官的印钮均为直钮，只有御史的印钮上面有穿孔，而总督、将军等高级武官的印钮为虎钮。

古代玺印中青玉地位高于白玉。明初六玺中，等级高的天子之宝、信宝、行宝是青玉制，次一级的皇帝之宝、信宝、行宝是白玉制。金玺再低一级，主要是皇后、太后、太子用。这些宝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祭天时用“皇帝奉天之宝”，颁发诏书用“皇帝之宝”，祭享百神用“天子之宝”，调兵征伐用“皇帝信宝”，调发番兵用“天子信宝”，册赏赐劳用“皇帝行宝”，册封藩邦用“天子行宝”等。

《大明会典》中记载的明朝传国宝玺有二十四方。清朝的传国玺在乾隆时期最终完备，大体上仿照明朝，但增加了一颗“大清嗣天子宝”•变为二十五方宝玺。此外，乾隆帝传位嘉庆后，又用青玉制作了一方“太上皇帝之宝”，但这方宝玺只使用了一代。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制作了五方印玺。1927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着手制作五方新国玺，其设计尺寸均大于袁世凯时期的旧玺。1949年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方形公章，例外情况:一是圆形的邮政印章（邮戳），一是中国海关日戳。目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应当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它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以及必须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只能选择圆形。

实际上在50年代前半期，新政权各级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使用的印章都是方印，但是到1955年之后统一改成了圆形公章。等级最高的是国印，直径七公分，中央为国徽，国徽外刊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使用时由国务院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