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极地追梦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60天

颜维琦

4月15日凌晨两点，归来的“雪龙”号在拖轮的推动下缓缓进港，停靠在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整整160天。

“既然选择了，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赵炎平说。这也是记者采访第30次南极考察队时，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平淡的话语，是与风雪同行之后的从容，也正是这个信念，让这支队伍书写了中国极地事业史上的一段精彩传奇。

搏冰踏浪，关键时刻展英雄本色

这或许是“雪龙”号最波折的一次航程——原本就承担着繁重的科考和后勤保障任务，又两度参加突发救援。最终，历时160天、总航程3.2万海里，成功建设中国南极泰山站，成功救援俄罗斯遇险船，完成首次环南极考察航行，抵达中国船舶迄今所到最南纬度，参与搜寻马航飞机，圆满完成所有科考任务……

这样的传奇，是不惧艰险的257名考察队员共同创造的。南极，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陆地，也是世界的寒极、旱极、风极。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沙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在“雪龙”号救援俄罗斯船只被困人员过程中，有一支由12名队员组成的、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海冰先遣队。负责指挥现场救援的考察队副领队徐挺告诉记者，当时，遇险船舶周围冰情严重，“雪龙”号无法靠近，只能选择直升机救援。勘察地形后，考察队决定在船边的一块浮冰上起降。

“冰上是厚厚的雪，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徐挺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稍把握不好，雪就会被吹起来，很影响视线，要是螺旋桨打到冰面，整个飞机都会被毁掉。”危险是已知的，但没有一人临阵退缩。今年1月2日，遇险船舶海区迎来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队员们迅速搬运木板，几分钟内搭好了冰面停机坪。紧接着，9个架次近5个小时的飞行，成功将俄罗斯船52名被困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船上。整个救援过程堪称完美。

风雪同行，“团结就是力量”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依靠团队力量，我最感谢的是各位考察队员。经过风雪南极跌宕起伏的考验，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一支团结奉献的和谐团队。”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总结大会上，领队刘顺林向全体考察队员深深地鞠躬。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到刘顺林时，这位面庞晒得黝黑的苏北汉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团队”。

此次考察中，卡—32直升机共飞行245架次，海豚直升机共飞行136架次，没有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在维多利亚地考察时，原计划8天的工作任务10名队员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仅用86个小时就圆满完成；在长城站卸货时,仅用50多个小时就顺利卸运1100多吨物资和油料，打破了纪录……靠的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刘顺林说。

在茫茫南极内陆冰盖，28名队员仅用了45天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座雄伟的“中国红灯笼”，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令刘顺林欣慰的是，160个日夜，尽管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但每个关键节点，考察队的临时党委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做到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确保了组织指挥体系的有序高效运转。有危险，领导先上，党员先上，务实拼搏的作风在传递，铸就了考察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日趋深入的讨论。

杜维明从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然而，这样一种统一体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信仰差异，只要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对于儒家而言，道德是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展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杜维明称其为“信赖社群”。对于一个“信赖社群”而言，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基于秩序的建构，更在于内心的彼此信赖与道德的影响。

对于儒家生态哲学而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在此关系内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类文明普遍有着对人的道德关怀大于动植物的特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皆是人用以维持生计的生产材料。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宫廷亦曾以大量牺牲献祭。《论语》也记载，孔子退朝后听说马厩着火，问人的伤亡情况而不问马。但是，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将动物作为没有自我意识、服务于人类的纯粹工具，而是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同时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将自身的权力欲望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能够通过道德实践参与到天地的运作之中，影响自然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转化着人的生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也是彼此“信赖”、观照的，我们将这样一种共同体结构视为“信赖社群”的扩大化。

这样一种道德共同体有着显著的现实效应，可以为21世纪人类发展提供生存论层面上的启发。尽管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从人类未来的发展上看，这构想是适合于当前需要的。

（摘编自单虹泽《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流逝的古典

①那天下午，我去听一位老教授的课，他讲的是《诗经·蒹葭》。午后的阳光从窗户跑进来爬在他那苍苍白发和陶醉的脸上，听着他温暖地读着那些渐行渐远的诗句时，我突然有一种很静谧、很幸福的感觉。

②夜里，月色和清风悄悄穿过窗帘，我从高高的书架上找出了那本遗忘多年的《诗经》。线装的书页泛着远古的光芒，是那种随着光阴流逝，越来越朴实的金色。在幽幽浮动的墨香里，我再一次看到了“蒹葭苍苍”“白露未晞”。我看见远古时代的一个芦塘，清晨，纤纤芦苇被牛乳般流动如烟的雾霭轻柔地包裹着。晨曦中，浅绿的墨绿的苇丛倩影婆娑，亭亭玉立，如衣香鬓飞的女子涉水而来。怀念这一种意境：我不想把这说成是一种诗情，而情愿把它归为一种古典。“古典”一词本身就很静态，很内敛，很纯粹，有一种淑静、典雅的感觉，令我们咀嚼、玩味不够。

③我读到《关雎》，读到《桃夭》，读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读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读到“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我想到为什么，这些很远古的文字，如今读来，依然淙淙如诉，让人可感可悟。真如澹澹的渌水，我们的心田仿佛千万年来一直是它青青的河床。

④想到了《古诗十九首》，这些不知作者姓名和年代，突兀而起复又戛然而止的谜一般的诗歌群落。为什么就连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为之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会洋洋洒洒醉酒般地写下整卷《古风》?我想，这就是古典的魅力吧。它们以其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震撼、陶冶着无数的后人!

⑤注视着这些古典书籍，抚摸着它们厚实的脊梁，我能感受到它们所蕴含的时代精髓和撑起的时代魄力。而它们又是那样宁静，我不敢想象没有《诗经》、《楚辞》的时代叫什么先秦，没有唐诗宋词的时代算什么唐宋，没有小说的明清是什么样的明清。这些源自第一张植物纤维构筑的纸片的灵感，在千百年漫长的时光中，抚慰着人类的精神与灵魂，牵引着人类穿越长长的时光隧道。一行行时长时短的句子，一页页时近时远的思绪，那么质朴、厚重，它们牵着我走向文字的源头。这些久远的古典文字的确“旧”了，但那字里行间所充盈的生命精神、深邃的原理、多极的内核却超越了彼时彼地，在这个世界夜深人静的时刻渐入我们的心灵、血脉，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

⑥我相信那些古典的文字肯定来自平凡的生活，源于简洁、沉静的心灵。古人在最为平凡的采摘、狩猎、耕种之余，偶有所见所感，自自然然，随口吟出了“蒹葭苍苍’，“渌水澹澹”这些精纯得像墨金一样的文字。汽车、电脑离它们很远，人欲物欲离他们很远，而平凡离他们很近，诗情离他们很近，古典离他们很近。古典与古人本来就是水乳交融的一体。而我们呢?在抚摸那些《诗经》句子的时候，除了对美的巨大感动，内心、更有一份莫名的冰凉和疼痛：那自然史上最纯真的童年风景、生命与自然最相爱和谐的“蜜月之岁”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了!阅读竟成了永远的怀念!

⑦怀念古典，这是一份超越时空的契约。我的心灵深处永远会留下一个宽敞、透亮的空间，让飘溢着灵性、充盈着生命精神的古典诗情灿然长流。

材料一：

在旧宿主幻灭时，病毒为了进一步繁衍而寻找新宿主，并在新宿主物种内部传播开来，这就是传染。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海洋民族从一个小岛来到另一个小岛，为的只是生存和繁衍。病毒并不在意宿主的悲欢喜乐，就像人类也并不是那么在意其他物种的灭绝，在食用其他生物的时候并不报以同情心。病毒从一种物种到另一种物种，近乎于人类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洲际迁徙甚至星际之间的迁移，因为一个新物种对病毒来说几乎等同于一个新世界，那里的温度、细菌环境、免疫系统、基因环境都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物种间的传播对病毒来说也是惊险的一跃。

寄居在蝙蝠身上的病毒并不容易直接传染给人类。首先，蝙蝠与人类的差异比较大，在它身上繁衍的病毒并不一定能直接在人身上存活，就如在一台电脑上的软件，换一套差异极大的系统就安装不上。其次，蝙蝠体温高，病毒适应这个环境，突变比较小。最后，病毒没有智能，它并不会故意往适应人的方向去突变。这个时候就需要基因差异介于蝙蝠和人的中间物种，过渡一下。中间物种与原宿主环境差异小，病毒由此突变适应的可能就增加了，病毒很容易的适应下来，并提高突变的速度。当这个中间宿主接近人类的时候，或者将要失去这个中间宿主环境的时候，就可以来个惊险一跳，成为人类身上的病毒，一旦成功适应人类的基因环境，就可以在人类物种世界如履平地。

事实上，只要物种的基因多样性足够多，任何病毒都很难将整个人类物种都灭绝，病毒实际上会选择最健康的人类肌体慢慢形成稳定的共存状态，而当所有物种的基因都足够多样，病毒便可能与生物生命和平共存。在病毒的历史上，两次成功的迁徙，已经是史诗般的惊险一幕，病毒在物种间的传播往往是被迫的，如被粪便排出，或者一个宿主物种被另一个宿主捕食。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上，迁移其实也大多是被动适应环境的结果，因为那时候还不具备大规模改造环境的能力。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环境改造能力的提升，出现了环境对人类的压力，这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例如这次新冠疫情并不是人类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对野生动物，也就是中间宿主的捕杀，公共卫生条件的管理疏漏，也为病毒跨物种的被迫迁移制造条件。人类给病毒的旧世界制造的压力，现在以传染病的方式回馈给人类，又形成人类的压力。

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了，除了先天免疫的个体可以幸存并将免疫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之外，那些免疫能力差一点的个体，在一定药物的辅助下也可以存活，这个外部的医疗条件就是人类自身免疫力的补充。发明疫苗，让没有特定基因的人可以获得抗体，实现个体免疫，这种抗体不能遗传，但是这些医疗技术和疫苗可以传下去，就像基因一样。它可以作为基因的补充，生物学家叫它“模因”。随着文明发展的加快，人类基因进化的速度已经无法跟上社会发展，但作为人类适应、改造自然的能力和配套的制度弥补了这个局限，从而使更多的人得以存活。药物、疫苗、技术使他们拥有了战胜病毒的铠甲，这是人类作为文明社会的一项成就。但是在获得这个铠甲的同时，我们有时也会消耗掉用来打造其他铠甲的资源。随着对中间宿主生存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多个病毒实现中间跳跃，让人类两线或多线作战，腹背受敌，我们的防御能力能够承受多少？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大规模不明传染病的同时爆发？

（节选自尹烨《生命密码》，有删改）

材料二：

作为引起新冠肺炎（COVID-19） 的冠状病毒，SARS-CoV的表面覆盖着S棘突蛋白，刺突依赖网格蛋白与细胞表面受体ACE2结合并内化进入细胞，随后病毒RNA被释放到细胞质中，从而引发SARS感染。SARS-CoV感染时，跨膜蛋白酶（ ADAM17）切割ACE2的细胞外近膜区域，使细胞的外域脱落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最后可能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的发生。

SARS-CoV侵入宿主细胞时需要有网格蛋白参与，辅助ACE2与SARS-CoV的结合。因此，虽然ACE2是SARS-CoV入侵人体的靶点，但在病毒感染的整个过程中，并非只有ACE2“助纣为虐”，切割ACE2胞外域的蛋白酶ADAM17，参与SARS-CoV结合ACE2与膜融合过程的网格蛋白，都是“帮凶”。今天，COVID-19 的预防与治疗仍是医学研究的重点。随着SARS-CoV入侵人体靶点ACE2的揭露，阻断病毒和ACE2的结合成为了COVID-19治疗方向之一。跨膜蛋白酶ADAM17和网格蛋白在病毒感染中的角色也为免疫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这种能够阻断结合、抵抗ADAM17和网格蛋白作用的基因范式却可能在大量未被新冠感染的其他低等生物中存在，这正是万物的灵长赢得这场艰难战役的希望之光。

（节选自杨金奎《揭示新冠病毒棘突蛋白结合人ACE2受体的结构机制》，有删改）

必须明确的是，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的汉字是如何产生的呢？仓颉造字的传说在古代比较流行。东汉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些说法大多有传说的成分，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文字绝不会是由个别人创造出来的，文字应该是古代先民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产生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当然，不能否认有个别人在文字产生中起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这话说得比较客观。荀子认为古来喜欢书写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传下来。仓颉的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字写得比别人好。这恐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信息、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图画、符号、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了，这当是留待学者们深入总结的新课题。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说明，我们的远古先祖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记载史事，传递信息。20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彝族、哈尼族等，仍保留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有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这些事件，最终实现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宓牺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都有大量的古代岩画遗址留存，有的历史非常久远。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的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当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就开始简化，这就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了8000年前的龟甲，其上的契刻符号，有的已类似殷墟文字；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4000年以前的土陶器上，则刻画了一些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用来表意，但是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同时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存在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前提和因素之一。

（摘编自周少川《解开我国古代典籍诞生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