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思想者”

从维熙

①中国今日之文学走向，虽然出现了一些攀登文学珠峰的佳作，但也存在不少有失历史真实的作品，以及以娱乐至死为文学坐标的伪文学，它们喧嚣于文学市场并占有相当的领地。其中，独占鳌头的是滥竽充数的电视剧，它们以颂扬昔日历史与今日成就为名，酒里掺水成了失真于生活的瓷偶，尽管经不起历史和今天的考验，但仍然招摇过市，成为人文一景。

②深夜静思，深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人生中那种沉甸甸的“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一些精神变异的文人中，正在化作风尘飘扬而去。何以至此？文人自身的堕落是主因，客体的诱因也不能回避。记得古代圣哲留下过的治国名言：“假凤虚凰误国，卧薪尝胆兴邦。”因而，只着眼于对阳关大道的描述，而回避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九曲回肠的反思，是当今人文精神的盲症。从某种意义上去解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失公，更是对后人的犯罪。

③遥想封建帝王年代，汉代文人司马迁在监狱中，尽管承受了“断根”的极端惩处，但依然留下了让国人代代相传的《史记》一书，让后人可以抚摸到远古历史的跳动脉络。难道我们当代文人，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失去了直面历史真实的人文之勇，只能避重就轻地写一些应时小卖，以求自我轻松？一些胸无强我中华之大志又不愿去深思历史的文苑“风筝”，随着时尚风向，勾勒出一些“逗你玩”和“哈哈哈”之类的闹剧，是否有失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否游离了中华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史不能忽略的问题。

④社会生活中，真、善、美是与假、恶、丑并存的，对生活中那些美好向上的事物，理应挥笔高歌。“圆月时当歌，残月时当泣。”当然月圆和月残，是对社会与历史的变化曲线而言的，绝非许多诗章中的那轮天上银月。此人文精神坐标，对“90后”的文学新星具有参照价值。他们异于老一代文人的是，他们生于改革开放年间，对往昔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阴晴寒暖，没有亲身经历，而无从感悟。因而，对于文学创作的新生代，不能苛求他们同前一代文化人同声与同步，因为文学是生活的产儿，土地是什么色泽，必然开出什么样的花儿来。

⑤但无论你笔触什么年代的生活，深藏在文学中的真、善、美的因子，不能因年轮相异而缺失。笔锋要敢于撕裂假、恶、丑的五脏六腑，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绵薄之力。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文精神，在人生与文学的征途上，既不被金钱、仕途、娱乐至上诱惑，又要敢于挑开其背后的故事黑幕。这是恪守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眼睛要向下看，因为在社会底层人群的悲喜人生中，深藏着国家的混浊与清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为自己快乐，心中不能忘却中华民族上个世纪被弱肉强食的苦难历史。故而文人手中那支笔，理应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滴下每一滴墨汁——这应该是超越老、中、青文化人年龄界限，而共同背负着的人文重责。

(有删节)

暮雨乡愁

张清华

①一个人在外面呆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日暮时分，烟波江上的愁思不知不觉地就弥漫开来。海德堡冬日的白昼格外短促，刚刚还是中午，一转眼就到了黄昏，薄暮乍起，惨淡的云如烟如雾地浮起来，涅卡河边的那些形体巨大的柳树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的枝条，几天前还挂满了深黄的枯叶，而今已如此寥落寒怆，还有那些枝条如乱箭般高插云霄的杨树，在冬日的天空下也显得格外苍凉凄楚。这些特别带着东方色彩的草木，似乎特别能够勾起人思乡的情怀。还有河边的那群大雁，它们散乱在草地上，整理着羽毛，在风中发着呱呱的悲鸣，看样子这个冬天它们是不准备离开这里了。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那么多古典诗词里被反复吟咏描画过的意境，而今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迢迢万里的西洋夷域，怎不让人生出人面桃花、物是人非的莫名心绪。

②人们总是把乡愁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依恋或对故地的追忆，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褊狭具体了。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事实上常常显得很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与韶光。古往今来那么多思乡的诗篇，细细想来，原来都是歌者在哀叹岁月的逝水对自己无情的抛掷。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看起来这是一个空间的理念，但细想这故乡仍不过是指人“长大的地方”，因为那里印下了稚儿的足迹，他的生命中最初和最美的部分抛洒在了那里。生命的家宅，记忆的归宿，稚儿离开了那里，是因为童年那美好的时光已挥手远去，他已踏上被命运抛离的注定远游他乡的不归途！这真真正正是永世的分离，便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一旦你回来追寻，也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伤心之地。

③我便想象那位初唐的诗人，在登上幽州古台时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原曾觉得他的悲号未免有些夸张，但今想来，那命运对每个生为凡胎的肉身不过就是这样设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任凭你把酒问青天，悲呼浩叹，天道总不会屈就人道，肯给你些许丝毫的通融怜悯。因了这个宿命，中国的诗人骚客们，自汉以后便都变成了唯美的感伤主义者，他们是文人，但同时又是诗哲，我想中国的文学中之所以有一个很特殊很强烈的乡愁的传统，恐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他们悲剧论的人生观念不无关系。

④一个人在冷雨中独立前行。便是把你想象成那行列中的来者，你终究也是你自己。来者和去者，在那永恒的天道中相差多少？想到此，剩下的便只是释然。感伤主义并不见得就是只懂得颓伤，如果是导向对生命的深在和洞悉的认识的话，感伤当然也包含了真正的彻悟和坚强。因为一切并未缘此而中辍，因了那永远的乡愁，他们去作那不断的远游。因为真正的家乡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去的，你看见了苍茫的来路，但循着那布满荆棘的路途回去时，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愁字，就像鲁迅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一样，你看到的是变了的一切，而别人看到的则是变了的你，月光下的故事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童年时的伙伴促膝而坐也如不曾相识，这就是故乡——鲁迅小说中的诗。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即便是置身于故地和亲人中间，也仍有一种命定的深深的孤独。更不要说在那脉脉温情之外，还布满着温柔的陷阱，在那缱绻的话语中间，也还响着令人心寒的弦外之音。亲情和爱在那里相迎，仇恨和刻毒也定然已经久候。

⑤然而这也终究改不了那份执著又强烈的向往与追怀。你知道，那些忧愤与不平，实际上早已经与那份情感的执拗断了关系，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者，纵然那故地已是泥泞的陷阱和煎熬的火坑，你也跳定了。

⑥永世的来路，无悔的方向。暮雨中思乡的旅人，她正离你越来越远，也离你越来越近。

（取材于作者同名散文，有删改）

“力学之父”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钱穆，著名学者）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入物理系，要造飞机大炮。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并不赞同他的选择，建议他还是继续家学渊源的历史学。钱伟长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便不再反对。

为了说服吴有训，他那段时间每天都去吴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吴早上八点到办公室，他六点半就等在门口。最后，吴有训被他的热情感动，决定让钱伟长先到物理系学一年，期末考试物理和高等数学成绩达到70分才可以继续学下去。

这个没有难倒钱伟长。刻苦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习惯，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伟长已经成为物理系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吴有训也非常器重他，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参与了这个规划制定。钱伟长在自己的计划之中，秉着在当时“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的原则，提出五项科学计划：原子能、航天导弹，还有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计划遭到了数学、物理等多个基础学科约400来名知名学者的反对。但钱伟长坚持己见，并最终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计划顺利实施。

为了国家的需要是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也是他留洋求学的初衷。1940年1月，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出发前，四叔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钱穆，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为国家学习的动力激励着钱伟长，入校第一天他就定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和导师辛吉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那部文集里，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一举成名。

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受冯·卡门邀请，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

不过，当钱伟长听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决定回国。1946年，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其他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日子非常清苦，生下两个孩子之后，钱伟长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他一度在当时尚未回国的钱学森的建议下萌生了举家移居美国的念头，他工作过的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一直期望他回去。最终，钱伟长没有离开。

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岁月里，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钱伟长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便发端于此。

（摘编自2010年8月《中国周刊》，作者邓艳玲）

①一次，钱伟长应邀给国内大学生讲有关学习问题时说：“世界上没有天才，人的所有才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学习就要勤奋刻苦”；他诚恳地告诉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也没停止过学习……我现在每天学习时间还比你们多，我每天晚上八点开始，这是我的学习时间，不到凌晨两点我是不停止学习的……”钱伟长“活到老，学到老”，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6岁学电池学，64岁学计算机。（摘自百度《钱伟长的故事》）

②钱伟长有思想、很独立，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科技体制照搬苏联时，钱伟长勇敢的站出来反对，并不惜用政治生命与之抗争。钱伟长妻子名叫孔祥瑛，是清华中文系的才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建国后，钱伟长又被错划成“右派”，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妻子孔祥瑛在“文革”动乱中同样受苦受难，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最落魄不堪的日子。这对世纪恋人共同携手走过了61年的风雨岁月，不离不弃。（摘自《武林军事网》）

【推荐1】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甚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教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草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①注重此世、安住当下，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品格，蕴含在儒、道、佛的经典文本当中。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略中国文化注重“当下”这一重要维度。

②儒家注重此世，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关注今生，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不做杞人忧天之思，不热衷于谈论怪力乱神之事，这才是对生命的敬重。《礼记·大学》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所谓的“安”，指的就是此心安住当下。儒家强调通过减少外缘，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专注，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智慧将不断显现。反之，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③道家也强调接受与安住当下。老子“无为”之道的本质就是接受与安住当下，这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活着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与当下接轨，而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在《道德经》八十章中，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指的是，老百姓安于现状，活在当下，他们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这实际上是“有道”之人安住当下的状态。在道家那里，“无为”“不争”，就是顺应自然，安住当下，不滞留于过去，不执着于未来，而是始终对当下保持觉知，不争不贪，更重要的是，不与当下抗争。

④佛教更是强调保持觉知，活在当下。佛教中所说的“正念”，即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也就是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地觉察当下的一切，它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八正道”之一。在佛教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完美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只有放下过去，放下未来，时时保持全然的觉知，深入观察生命每一个微细的活动，安住在身心的各种现象当中而不执着于它，方能真正明了佛陀的教导。切勿“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⑤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主要是指“心”（“意识”）处在此时此地。王阳明多次告诫弟子思虑过多徒劳无益，他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到来的事，思虑它们有何益处呢？那样只会距离自己的良知本心愈来愈远。故而，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破除“心中贼”，恢复“此心光明”，就是让心安住当下。

⑥应当指出的是，安住当下，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浑噩度日，而是保持警觉，活在当下，更加有意识地去生活。也就是说，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走出意识昏沉，远离心不在焉。对于过往，不作无谓的计较，也不作耽溺的留恋；对于未来，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作杞人忧天的担忧，而是将此心专注于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保持觉察，即时应对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中国运河作为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秦代，运河已经连通了五大水系。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隋唐时代，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计算在内，为世界之最。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全国的首都，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此外，漕运还起着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保卫北方的边陲。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的生命线。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

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摘编自邹逸麟《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