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炮

德欣说：“你这匹死马，我暂不吃你。”他说着攻小卒，又攻，再攻……残局上的小卒已是兵临城下。德欣洋洋得意地看着红棋憋在仕脚里的那匹马，确是瓮中之鳖，自己的老将一崴就吃了，可他不吃，他要叫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杨喜良就剩下车马炮了，而且那马还是匹死马，这使得他捉襟见肘，但仍耐心寻找着机会。

德欣是车务段段长，杨喜良是老调度，两人私交甚密。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一边下棋一边说着车务段的事情。

旁边还有一位观棋者，叫李来顺，李来顺观棋不语。

几十天的春运，搞得焦头烂额，难得老朋友一聚。杨喜良说：“你看咱仨，像是这棋，你段长是车，我是这炮，都还厉害，来顺像这匹马。”

德欣和杨喜良都笑了。李来顺不笑，只静静观棋，在车务段，三十年前是个兵，三十年后还是个兵，尽管他书法绘画，弹拉说唱无所不能，也卖力气，却没有提升，真的就像憋在仕脚的那匹马。可李来顺没有怨言。

德欣段长说：“稍停，我去撒尿。”

德欣撒尿去了。

杨喜良说：“德欣的棋厉害。”

李来顺说：“我不尿他”

杨喜良说：“你吃亏就吃在了这个脾气。”

论关系李来顺和德欣段长不错，之所以不错，才没有客套，有人没人，不喊段长，就叫他德欣，他想，这才是哥们儿。

可当了领导，谁没有个自尊心啊。杨喜良说：“德欣工作还是有水平的。”

李来顺又说：“我不尿他。”

德欣撒尿回来了，继续下棋。

李来顺说：“我也去撒尿。”

趁李来顺撒尿的工夫，杨喜良对德欣说：“咱们段里，数来顺最冤，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有他，你可该提拔提拔他。”

德欣说：“我快退了，我不想管。”

说得杨喜良不高兴，“啪”地一声敲得很响，“将！”杨喜良在车的后面安上了炮。德欣的将想躲，却躲不了，往哪儿躲都在那只死马的脚下。

德欣“哎呀”了一声，没想到这盘棋输到了这匹死马上。

李来顺回来了，大喊：“输得好！我早就看出你要输这一招儿。”

棋散，仨人叙话。李来顺说：“咱仨，你们都混得好，是车，是炮，我是这死马，可死马也有置死地而后生的时候。”

德欣略有感慨：“来顺啊，我对不起哥儿们，可也怪，咱仨人怎么就这么好呢？”

李来顺说：“咳！这怪啥呀？都吃过苦，你不记得你当司机，我和杨喜良当司炉，从阳泉跑石家庄，四个钟头要填十二吨的碳，那累呀，我和杨喜良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呀喜良？”

杨喜良说：“是，苦是咱们的根本。”

德欣似有感悟：“这样吧喜良，趁我还没有退，是该把来顺提拔一下，也算了却心事一桩。”

李来顺“哈哈”地大笑起来：“错了，错了！谁稀罕你那个提拔，倒找我钱我也不干。”

德欣瞪大了眼睛：“此话怎讲？”

李来顺说：“这么讲吧，俺李来顺是神仙日子，每天五点起床画画，然后跑步，再然后看日出，看完日出早饭喝一两小酒儿。”

“咳呀！”杨喜良似悟道：“你李来顺让我想起一句话，袖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神仙、神仙！”

德欣无话，又来了下棋的雅兴，“再来一盘！”他愣拽着李来顺下棋，结果连输三盘。李来顺不下了，说德欣段长臭棋篓子。德欣还不甘心。

李来顺说：“要下，就此一盘了，我让你车马炮。”

德欣段长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棋子儿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

①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中国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重游戏造成了今天复杂疑难的中国的问题。

②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思维失效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这秩序就变得非常脆弱。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③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关键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要去颠覆秩序，以便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④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置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那人们还能思考吗？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⑤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然而现代观念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所以用现代概念来回避、掩盖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且无效的。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受挫。

（选自《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有删改）

不忍的句号

迟子建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三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的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

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累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然而，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

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四月份来到青岛。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嘴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四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他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

（摘编自迟子建《云烟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