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意义

楼宇烈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专治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开 镰

洪忠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母亲心目中，没有什么农事比开镰收割稻子更重要了。

夜，是时间投在山村大地上的影子，偶尔的犬吠，一如村庄的梦呓。月光刚刚飘过老屋天井上空的檐头，鸡一啼，母亲就醒了，她窸窸窣窣地起床，厨房的灶窟里就有了噼啪的声响。似乎，每一年稻子的开镰，都是这样的前奏，而且以月光与曙光为夹层。当我醒来时，厨房饭甑里的饭都蒸熟了，茶筒里已灌了开水，母亲和禾镰却不见了踪影。

村庄田野上最早的开镰，总是以母亲躬身的收割为起点。嚓，嚓，嚓，一丛低着头的稻子，刚好在母亲手里是盈盈的一把，割下几丛就是一摞。我看着大丛大丛的稻子，在母亲的弯弯的齿状的禾镰镰口纷纷倒下，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禾镰还啄在禾戽上。

稻蔸上的镰痕，新鲜，平整，那拓展延伸的行数，是母亲俯身左右开镰的频率。母亲衣服的后背上，明显有了汗渍留下的盐碱，白白的一片。那抢收抢种的日子，仿佛日夜都混沌不清。尽管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她和村里人一样，都有一种焦灼的幸福感。一把木柄的禾镰，弯弯薄薄的，铁质的镰齿里可以生发出生活的无限美好。

那一垄一畈的稻田里，都是与母亲一样躬身舞动禾镰收割的父老乡亲。

敬老有福，敬土有谷。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小暑小割，大暑大割。禾镰上壁，农夫也没得吃。母亲类似的话语，来自农家耕作生活的沉浸，好比有一根无形的线，始终牵着春种秋收的关联。浸种、育秧、栽插、耘田、施肥、收割，既是乡土中国稻作的一种链接，也是我对稻子种植的程序性认识。

在村庄的炊烟袅袅中，在我的乡土田野记忆里，似乎所有的色调都与稻子有关。稻子那阳光镀亮的色泽，那饱满而成熟的色调，又仿佛让我穿越回了遥远的童年，童年的歌谣复苏起来，少年时代的时光显影起来——

瘌痢头，光油油；

糯米饭，蒸芋头。

芋头蒸不烂，赶你去讨饭；

……

手捧苞芦（玉米）粿，

脚烘石炭火，

神仙皇帝不如我。

……

往往，诸如此类的童谣都是以我家乡婺源的方言为版本的，今天，已是乡村远去的拮据生活的写照，哼唱起来犹如古调。

民以食为天。米，是稻的化身，是民间的福祉，是大地万物的象征。如今，婺源乡村开镰庆丰收，民间有着自己的激情和独特的方式。比如做新米粿、蒸汽糕、舞稻草龙，还有迎桂花灯、瓜果灯，人们总是用内心真挚朴实的情感，表达庆祝丰收的喜悦。

“人生土是根，命存地为本。”婺源民间对土地与稻子的信仰，既是生活的烟火，又是心灵的路径，可以让人的心灵通往更远更辽阔的地方……这也是我对婺源民间文化遗存一直保持浓厚兴趣的根本原因。诸如婺源农俗中，正月初二贴联牵牛饮水祝愿耕牛平安的“开牛栏门”，正月初七开始祈愿驱邪攘灾五谷丰登的迎“社公”，秧田发青之际请土地菩萨、祈愿丰收的“安苗”，以及农历六月“卯日”敬祖先与五谷神的“吃新”，所有这些，应是我的父老乡亲对乡土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一种传承，也是我一直在视线内追根溯源、进入田野调查的主题。

我欣喜地看到，在家乡婺源的大鄣山、赋春、镇头、中云、江湾一带，近几年有村民种植有机稻尝到甜头，开始走规模化有机化的路子。他们不仅种田能够享受国家政策性补助，购置农机也有补贴。在那层层叠起的翻滚的稻浪中，禾镰的欢吟已经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收割机。场面虽然没有北方麦收那样壮观，但却成为山村田野一道新的风景。

又是一年秋收开镰时。秋风中，还有几分燥热，夹杂着草木与稻谷混合的气息。像犁耙耖里储满了耕作记忆一样，母亲每一把禾镰的齿痕里，都是开镰收割鲜活的显影。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突了中原民族席政而坐的习惯。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方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直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约。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岗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文明的共相 

回溯我们历史演变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传统不能割断，二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闭上了对外交往的大门。近30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 

历史的反思，传统的承继，归根结底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诚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可是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比如小学生设立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还要摇头晃脑，此理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的了。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还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我的看法，这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 

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钱锺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中谈到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不刻意“立异”，而是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都不以“立异”为尚，“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盛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定。 

尽管如此，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层面，比如生存的渴望、爱的追求、趋利避害的心理、对灾难的应对等等，这些人性的基本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而不是简单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照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是最能见出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但已故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连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们在重建文化传统的过程当中，一些传统节日恢复了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非常富有文化意味的中国传统节日，历来为我国民众所喜爱，放假、休闲、游乐，不仅是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狂欢。 

但我们亦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摘自《人民日报》2008年2月1日，作者刘梦溪)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得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早期国家。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七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从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摘编自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传”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始称谓，且延用至今。时至今日，仍然看到其可以作为各种人物传记的通称，如人们习惯将成书的传记称作“某某传”。不过，如果从学科归属特别是从当代学术界关于“传记”概念存有争议的角度上看，古代的“传”和后来的“传记”以及“传记文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正如一些研究者对比中西方传记区别时指出的，“史传合一”是中国传记的特征，即“中国的史学是以人物传记为重心”，并且“把传记当历史来写”。可以说，“传”是中国古代史书特别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人考察前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和参考依据，这一写作情况决定其只能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

与“传”相同，“传记”一词也是古已有之。但从其表示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或文章、文体的角度来看，“传记”已涉及史学和文学两个范畴，并具有体裁意义。赋予“传记”概念全新解读、充分展现“传记”现代特征以及“传记文学”一词的顺势出场，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胡适在1914年9月23日留美期间的日记中最早提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后来他在一次讲演中仍以“传记文学”为题，并开宗明义地指出，传记文学是当时最为缺乏的一类文学样式。郁达夫曾分别于1933年、1935年发表了《传记文学》和《什么是传记文学》两篇文章，倡导“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两位倡导者在提倡“传记文学”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西方传记写作经验的影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传记书写在走向现代阶段过程中汲取了域外文化资源，现代的传记和传记文学在本质、写法、目的上都与古代的“传”有所区别，应在考察其变化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界定。

“传记”和“传记文学”是有区别的，且随着当代传记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王成军在《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中结合传记的发展和中西传记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传记文学不妨定义为“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形式”。他进一步阐明，“传记”名称，是个种概念，而“传记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名称。也就是说，“传记”包括“传记文学”，“传记文学”隶属于“传记”，二者在泛指情况下可以通用；从严格意义上说，将“传记文学”称为“传记”没有任何问题，但将“传记”说成是“传记文学”则需要审慎地考察言说时的语境。

至此，“传记文学”在与“传”“传记”区别的过程中，终于显现出自己的特性：“传记文学”是传统的“传”和“传记”发展到现代的结果，融合了中西方传记写作的经验；“传记文学”以真实性为基础，同样需要经得起历史的、科学的检验，同时还因运用文学的手法而具备文学性、艺术性的特点；“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有机结合，兼具历史和文学的特性决定其边界常常呈现难以固定的状态，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传记文学”就创作本身而言，应当更倾向于文学，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具体应用时有参考、借鉴之用，即含有文献史料的价值。

（摘自张立群《传记文学：“牵手”文学又“顾盼”历史》，有删改）